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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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自然是不会同意高二适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写反驳文章《〈驳议〉的商讨》。他说虽然《兰亭序》系智永伪托，但它仍然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它的书法价值是不能否定的。针对高文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欧阳询）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郭沫若不惮其烦地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中，摘引了清代咸丰举人、着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来回答高。这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收录的“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接着，郭沫若感慨地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郭沫若的这篇《〈驳议〉的商讨》发表在1965年9月出版的《文物》杂志第9期，同期还载有郭沫若另一篇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作者从考察王羲之哲学思想的角度，认为魏晋文人多好玄谈，尚旷达，喜欢依仿于老庄。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体。”“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
这就是说，王羲之思想里也有不少老庄思想。而《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在叙出“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一句话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而这明明是反庄子的观点。因为“一死生”之说见于《庄子·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于《庄子·齐物论》。而且这些话，在《庄子》书中，可以说是比较精粹的语句。郭沫若说，这并不是说王羲之就不会有“悲夫”“痛哉”之类的感情，但那得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这场学术辩论，毛泽东是一直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的。
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公务之余，他向有关同志问道：“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显然，他的观点是倾向于郭沫若的。
说也凑巧，就在这天，郭沫若将《光明日报》所排《〈驳论〉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的清样，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改正了其中一些错排了的字，于8月20日退回给郭沫若。又附一信，说：
8月17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指的是毛泽东发现了清样上的一个差错。郭沫若在《〈驳论〉的商讨》文中，有一处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指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但清样上后面有一个地方竟将这人误为“王义庆”。毛泽东发觉后，在清样第一页的空白处批注道：
《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着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着《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郭沫若的文章是相当认真的。他甚至为了核对一字之差，查阅了三种古籍和工具书。
次日，《光明日报》刊登出郭沫若的《〈驳论〉的商讨》，一场长达六七个月的“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学术讨论，就这样逐渐展开了。
许多专家学者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赞成和不赞成郭论的，都畅所欲言。
这场学术讨论（亦可谓“学术争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即便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甚至可以说是介入了这次讨论，也都是让大家畅所欲言，一点也没有打棍子，扣帽子，更没有谁以势压人。
尽管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一时不可能作出结论，也无须由谁作出结论，但这次讨论，大家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讨论，无论对问题本身或者对推动学术界对其他问题进行讨论，都是有益的。
1972年，郭沫若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还回顾了这次讨论。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说：“《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1973年，文物出版社将这次讨论的文章分上、下编汇编出版。上编是郭沫若以及和郭沫若持相同观点的文章，下编为高二适以及和高二适一样观点的文章。书名为《兰亭论辩》。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辩论“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应当说，这场由郭沫若发起，并得到毛泽东的推动而顺利展开的辩论，总体上开展是好的，只不过最后的《兰亭论辩》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高度，有点画蛇添足，引起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另一方不满，高二适看到后，就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三、关于《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学术论着《李白与杜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不正常的年代中写成的。此书的写作，严格地说，和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本来我们在这里可以不用费辞。不过，因为该书无论在成书时及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曾引起过较大反响；而且有人认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及全书基本观点，与毛泽东有一定的间接因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花点笔墨作些交代。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一生最后的一部学术着作。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是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
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这本《李白与杜甫》？为什么在那个“革命”“斗争”打打杀杀盛行的年代想到要写这本学术着作？
往大里说，李白和杜甫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也可以说是世界文化伟人。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没有人未读过他们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一般中国人也很少不知道他们，未哼过一两句他们的诗。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自然是从小就接受过他们的滋哺，后来也一直受到他们的影响，不断从他们那里得到启迪。作为诗人，同时也作为历史学家，到晚年想对他们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环境说，此时的郭沫若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处在生活工作相当“清闲”、思想精神却十分矛盾苦恼的状态。他对这一次的“大革命”（何况这“大革命”之前还冠以“文化”二字）不甚“理解”，却又颇想投入“革命”，进行“革命”，以一个“文人”之身，他除了选择着述又还能作其他什么工作呢？
再具体一点讲，有人说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谈起过自己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甚喜欢杜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泽东本人是位大诗人，他对我国古代一些诗人有继承，有偏爱，完全可以理解。这从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同时，他作为诗人，对于同样是诗人的郭沫若有时会谈起诗学诗艺，也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郭沫若自己也从小就喜爱李白，受李白的影响很大，很深。对于杜甫，他也从小就受其影响。但因为个性情趣的差别，再加上与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理解的深度有关，他对老杜的感受不及对李白的深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所以他在谈及自己的童年时代所受的诗教时就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这其实也是可以允许和可以理解的事。而要决定写作《李白与杜甫》时，正好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