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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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作者还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　“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该剧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时，还有一段对当年曹操“屯田”称赞。剧中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剧中最后一幕原有一曲《贺圣朝》，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总之　，《蔡文姬》一剧，除了女主人公蔡文姬为公为家（父女、夫妻、儿女）缠绵悱恻之情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曹操也以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领袖人物，印象极深。

　　郭沫若此时为什么想到为曹操翻案？特别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不停的思想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突然想到为曹操翻案？他不怕被指责为帝王将相“评功摆好”，“宣扬封建思想”吗？当时知识界确有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有什么来头，有人甚至还为他捏一把汗。后来看来（其实当时也有人略知内情，且郭的来头也慢慢为人所知），这些茫然和忧虑都属多余。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动作之大，确实是大有来头。那就是风从高层来，且吹之已久。

　　原来毛泽东对曹操一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早就想为曹操翻案。

　　还在1952年，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由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恰恰毛泽东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是一有机会总会流露或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他不是着书立说，而是通过一些讲话报告或批示表达。

　　例如1957年4月10日，他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招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在陶的记忆中，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的，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郭沫若对此当然完全知道（何况毛泽东还曾在莫斯科亲自找他谈论曹操）。因此他为此着文写戏，积极响应。要说这是迎合媚上，御用作文，也无不可。虽然在那时，还未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当成“圣旨”，　“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毕竟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了最高权威（那时尚不到“绝对权威”），他的话可以号令全国。他说出一些看法，人们都会努力理解，积极响应。此时此刻，作为文化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领军人物的郭沫若，能不有所表示，积极贯彻执行吗？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理智地回望过去，就不应简单地把郭沫若随着毛泽东的调子说了话，做了文章写了戏，就说郭沫若是“应声虫”，“跟屁虫”，“溜须拍马”。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首先，这并不全是政治问题，而也是一个带学术性的问题。政治人物（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可以就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事实上，毛对任何问题都毫无顾忌，为所欲言，谁也管不着他，他不许别人发言的事则不胜枚举。其次，毛泽东就曹操问题发的言，即肯定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并无错误，没有什么不对。现如今，不要说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对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骄奢淫逸的皇帝老倌“重新评价”，实为极力赞颂，大加美化，都无不可，甚至对西门庆这类乌龟王八蛋翻案，都没问题，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又算得了什么事呢？再次，如果说因为是毛泽东说话，郭沫若不应该跟进，这于理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说过话，发表过看法。别的不说，单说鲁迅，他就说了不少，作了很高评价。多年来不少人跟在后面加以阐述，加以发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近年也有人加以“反思”），为什么郭沫若就不能在曹操问题上，呼应毛的看法，着文写戏阐释演义毛的主张呢？不吭声，反对，才是最好的态度吗？这不仅不可能，也无必要。是的，郭沫若这一次确有些“应声”“迎合”　，但也不应该笼而统之，概而论之。有意思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曾陪同出席蒋介石的一次公开演讲，因蒋的声音太小，台下听不见（当时没有麦克风之类先进科技），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即手持铁皮制的喇叭大声重复蒋的每一句话，后来他戏称自己真正是做了“党的喇叭”。但这一次，虽然是响应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但毕竟是一个学术问题，和那次做蒋介石的喇叭并不相同。特别是，他创作《蔡文姬》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融入了自己的命运和情绪。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剧中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