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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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情的发生，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刊物决定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很快写出了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交《新华日报》（重庆）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4天。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史论结合的好文章，它既是一篇史学研究论文，又是一篇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作品。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分析了明朝覆亡的原因，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转为失败的过程。作者认为，明朝的覆亡绝非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祸患，到了李自成登基时，内部已腐败不堪，加之遍地灾荒，而他自己却又喜欢玩虚伪狡诈的手腕，做冠冕堂皇的文章，因而作者讽刺地称他为“汲汲要誉的专家”。在这样的“专家”治下，面对那样纷繁复杂的问题，他能不玩完吗？
然而，在郭沫若看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说来，他的起如风起云涌，败如风卷残云，也有其必然原因。李自成本人确算得是位英雄，“他不好酒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素朴”；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但是，当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之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生了骄傲情绪，真正是忘乎所以了。作者写道：“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而起义军的失败也就由此开始。
似乎更值得一提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岩在起义军中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用较大篇幅考证了李岩其人，对其事迹作了详细征引。郭沫若认为，李岩的加入起义军，对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及军纪军风的改变带来了重大转机，对起义军能够攻下京城，实在是个大功臣。而在起义军攻下北京之后，李岩又是“在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具有远见卓识的难得的一两个人之一。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并不为李自成所重视，所采纳，相反对他产生猜忌，过早地将他杀戮。为此，郭沫若沉痛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人物，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城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民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牢制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不是够深刻的。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些立于假设，且又是对于历史的回顾，但是，分析确凿，有理有据，对于后人不啻为振聋发聩之论。
历来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可惜的是，革命队伍中许多人并不能认识这一简单而又明白的道理。而历史上各次农民运动和起义，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就更谈不上把这一问题放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或是得不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或是一改当初满怀报效的壮志而碌碌一生，有的甚或被自己投身的队伍所加害，成为不必要的牺牲。这无论对知识分子或革命队伍来说，以至对民族和历史来说，都实在是一幕幕悲剧。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能够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并且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除了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他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敲响一记警钟。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因为它对历来视农民起义为“流寇”、“盗贼”等种种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看法，给予了有力的纠正和反击。
过去一些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学者，总是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为“盗寇”，为“流贼”，说他们都是“鼠窃狗偷”之辈。郭沫若则对这样一些“传统”、“正统”的腐朽观念置于不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李自成为人、品质等做出客观的社会的分析，甚至指出他与张献忠等一些人有所不同，表明李自成的起事，决不是什么“痞子运动”，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矛盾交相作用的结果。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对于当时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一些政界人士来说，都几乎是新颖独到，闻所未闻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刊出后，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然而，在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方面，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延安《解放日报》即于4月18日和19日两天全文连载了这篇文章，并加发了编者按语，称赞它“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情”。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还专门印发了此文，并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篇文章。
通知说：
（《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更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肯定和热情赞扬。
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着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他还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对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人格品德与起义事件本身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而这部《永昌演义》是远没有达到这一高度的。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却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李自成起义，他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不久，林伯渠从延安到重庆，把延安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郭沫若。郭沫若听后十分高兴，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确是做了一件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此间，与林伯渠同来山城的作家何其芳和刘白羽，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郭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