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刻，毛泽东也已到了武汉。

　　9月中旬，他在送走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束农讲所的工作之后，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从北伐战事取得的胜利的背景出发，论述了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政策，要坚决地为维护农民利益而斗争。会后，他即离开广州，根据组织要求，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工作。由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他主要还是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1926年12月中旬，他又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后，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即回武汉致力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工作，在实践上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而奔忙操劳。

　　此时毛泽东在武汉住所是在武昌都府堤41号。这也是一幢南方极普通的旧式民居。毛泽东已把家属从湖南老家接来同住。毛泽东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毛的妻子杨开慧住在前面房里，杨老太太以及岸英、岸青则住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41号有很多革命同志来住过，如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杨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这时，毛泽东已出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并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他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经常很晚才回家，经常写材料到深夜。

　　此时身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其办公地点则是在原湖北省议会里。他和毛泽东，尽管一个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因为战事倥偬，二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毕竟由于都在一个革命营垒，因而时有接触。特别是，由于当时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北伐途中，深感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对战事的支持对打胜仗极为重要，意识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要偏重在农民运动，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对此也深有同感，因而也就自然要分出一些精力关注农民工作，这样一来，也自然促进了他同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

　　不过，由于北伐战事发展迅速，局势瞬息万变，无论是毛泽东在武汉办农民讲习所或郭沫若在武汉搞军队政治工作，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11月初，北伐军占领了江西的九江，在胜利的当天晚上，邓演达即派郭沫若作出发的准备，立即到九江工作，准备迎接南昌的克复，并且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接到命令的郭沫若自然风急火速地做好了准备，而且，由于形势的需要，他们几个同志必须改装成便衣，秘密地在夜间上船出发。他甚至来不及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告别。与离开广州时大张旗鼓地告别饯行不同，郭沫若这次离开武汉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无论是郭沫若、毛泽东，或别的一些人，江城的聚散，都在自己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因为短短的江城相聚，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期，也是北伐革命的转折期。各人都忙自己一摊工作，既没有时间叙旧，也没有时间论新——讨论未来。

　　这一次在武汉，因为郭沫若担子重，工作忙，毛泽东没有请郭沫若到农讲所上课，也没有机会和在广州那样一道到什么地方演讲。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革命，推进北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虽来不及考虑个人之间的友情，但都相信为了工作的需要，分别只是暂时的，相聚总有机会。

　　不过，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谁都不会想到时局的变化会那样快，那样大。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革命，蒋介石不断排斥共产党和革命同志，掠取胜利果实，终于在1927年春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而自己则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

　　至于毛泽东和郭沫若，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历史痛苦地经过18年后，二人才能再得重逢。

　　当然，即便是艰难岁月，关山远隔，他们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仍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就在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道路时，1928年1月，在上海养病的郭沫若就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诗篇《我想起了陈胜吴广》

　　诗中颂扬“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他还写诗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心：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我已经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在诗中认为低潮过后必有高潮，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而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告：

　　……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又说：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革命家和诗人毛泽东和郭沫若，就是这样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信念。



　　第三章　关山远隔情常在

　　●一、凫出历史的漩涡

　　历史的发展回环曲折，革命的道路崎岖坎坷。人生的旅途也不可能笔直平坦。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功亏一篑。中国历史又出现了一次大曲折，大倒退。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了沉沉黑夜之中。

　　在这种情景下，个人的命运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像毛泽东和郭沫若这样走在时代最前列、处在社会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就更其如此。

　　北伐战争失败以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素有“农民王”称号的毛泽东，在武汉坚持到6月中，结束了中央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即南下湖南，发动农民运行武装斗争。他到湖南之后，立即领导了着名的秋收暴动，但因势单力薄，起义终告失败。后起义队伍经三湾改编，随即走上了井冈之路，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其间经过五次反“围剿”斗争、后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辗转到陕北，总算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只待形势发生变化，便将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烧向全国。

　　历史是严酷的，然而又是宽厚生动的。对于革命、正义、代表着光明与未来的事物，它总是以仁爱的姿态纳入自己的怀抱，让这些事物像不同的音符组成优美的旋律，挂在它那五线谱一样的长线上，让它们永远回荡在人们心间。对于现在以至将来的人来说，那井冈山上曲曲弯弯的道路，那八角楼上显得有些昏黄的灯光，那茫茫的草地，高寒的雪山，那甜甜的延河水和高耸的宝塔山，……都不只是成为过去，也已经化为了永恒。

　　大革命失败时以及其后，郭沫若更是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尽管因路途耽搁而晚到了几天，未能赶上听到发动起义的第一枪），之后，随起义部队败走赣闽粤等省，数次遇险，终战胜困难。后由香港潜回上海，按组织安排本准备转往苏联，又因病误了船期，不得不流亡日本，一住就是10年。可以说他由大起而至大落，恰似在生活的长河中游泳突然卷进了漩涡。不过，他仍然为后来的战斗保存了实力，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又将浮出水面，凫出漩涡，再一次显示他的本色。

　　看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不用说郭沫若，都需要等待时间，等待机会。

　　这机会终于来到。

　　它不是别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整整十年后的1937年，在卢沟桥边点燃的抗日的烽火。

　　1937年7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经过多少年的忍受和屈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全面抗战终于打响了。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意味又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开始来临，又表明一次伟大的转折已经来到。

　　此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饱受兵燹之苦。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流离失散。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苦难时间之长，牺牲之多，负担之重，可谓空前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八年抗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在苦难中成长，在烈火中升华和涅盘的转机。所有政治力量都将在这场战斗中表演，角逐；一切爱国的、有志气的人，也将在这场战斗中显示自己的本领和才能。

　　只是，抗日的烽火刚刚点燃时，郭沫若尚在日本。他需要及时转换阵地，凫出长达十年之久的历史的漩涡，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再一次亲身投入抗日的洪流，参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郭沫若亡命日本后，蛰居市川，只能深居简出，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思念祖国之情。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祖国。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后，他更是日夜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想到应该在祖国危急的关头回国报效。

　　郭沫若真正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应该说是在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