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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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张个人主义，并不反对人应有其社会目标。无宁，我们认为个人底目标须有与别人底目标相契合之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各个人底努力配合起来。不过，照个人主义者看来，这种配合是应有个限度的。（请留神此处——译者）限度在什么地方呢？只有在各个人底看法符合时，各个人底努力才可配合起来。（组织问题才由此发生——译者）一般所谓的「社会目标」，就个人主义者看来，等于许多个人底目标；或者，等于各个人愿意努力以赴的目标。这一目标达到后，各个人底欲望便可得到满足。因此，所谓共同的行动，只限于各个人所同意的那一范围。在最大多数的情形之下，这种共同的目标并非个人底最后目标，而只是不同的个人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而采取的途径。在事实上，一般人所常同意的共同行动，乃能达到一共同目标的行动。但是，这一行动所能达到的共同目标，往往并非一终极目标，而是可能达到各个人底目标之一手段。（例如，大家现在从事反对共产制度。可是，大家并非为反而反。大家之所以反，各有其目标在：商人将来得以自由经商，工人为了得以自由做工，学人为了得以自由究学。……——译者）
　　当着许多个人联合起来从事一项工作以达到他们共同的目标时，他们为达到此目标而形成的组织，比如像国家，被赋予他们自己底目标，以及他们为达到这些目标而自定的方法。（这么一来，个人中心论建立。而一般所耽心的个人与群体不能相容之说不能成立。同时，少数自私分子不得假借「国家」、「民族」、「社会」……之名，拂逆众意，以遂其私欲矣！——译者）在国家底权力高于其他一切组织之时，依各种目标而形成的组织依然是一个「人」。因此，在有限的各别范围里，任何组织底目标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政府不得挟「国家」以凌之——译者）这里所说的范围之限制怎样划分呢？各个人对特殊的目标都同意时，其目标才至高无上。过此限制便为不可。当然，如各个人所事之项目增加，则各个人对某一特殊事项同意之盖然程度会减少。（此点从事「组织」者需能明了。一个组织对各个人之要求事项愈少愈妙——应须严格限制于最低限度之必要条件上。个人对组织所能支付之多少与组织对个人要求之多少恒为逆向变化。一组织对各个人所涉及与要求者愈增，则个人所能支付者将愈减。此与向人借贷之理类似：向人借钱者，数量愈少，借到手的机会将愈多；向人告贷的次数愈少，借到手的比例将愈多。反之，告贷的数目愈大，借到手之把握将愈少；向人告贷的次数愈多，借到手的比例将愈少。这本是常识，至少是穷人底常识。但许多「搞组织」者则昧于此理。彼等之统治欲特别盛旺，盛旺到冲昏了脑筋，以至对于「被组织者」之要求之高，常高过父母对子女之要求。彼等不独要管其行动，且要管其「思想」。这样一来，势难避免下列结果：强梁者不受其「组织」——其实是部勒或驱策；受其部勒或驱策者率皆无能之辈。在一特殊情境之下，如人众无法脱离「组织之网」，则为生存计，大家对苛烦之要求常应之以软性的敷衍。此所以，在像苏俄这样的地区，习于虚假，乃普遍现象。这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译者）　
　　只有当国家底行为是大家所自动同意的时候，我们才能信赖大家底公意，并凭此以指导国家底行动。可是，对于某些事项，当公众的同意不存在时，国家常直接管制这些事项。一旦国家直接管制这些事项，个人自由必遭抑制。在公共的场合里，国家管制着所有的工具。一旦公共场合之范围超过全社会底某一比例，则国家行动所发生的结果便宰制着整个的社会体系。有时，国家虽然只直接掌握着社会资源之大部分，可是国家所作决定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其余部分的影响则甚大。于是，国家几几乎间接控制着社会上一切的事物。德国早在一九二八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着国家岁入大半之用途。依德国官方的估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有岁入百分之五十三。这样一来，政府几乎控制住了德国全体人民底经济生活。（这真是可怕——译者）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如欲完成任何事业，若不倚赖政府之助，便很少成功之希望。指导国家行动的「社会价值标准」，在事实上，一定囊括着一切个人底目标。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我们之需要意见与行动之齐一，远较平时所需要者为多。民主政治如依附于计划经济之上而施行，其后果为何，实不难预料。一般人也许同意采取管制的经济制度。因为他们相信管制的经济制度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我们知道，在讨论究竟采取何种经济制度时，计划经济底目标，据说是为谋求「公共福利」。其实，这类名词不过表示大家对于计划底目标并没有真正一致的看法而已。在行政机构将一个单独的经济计划改变成一个特别的经济计划时，我们必须确切决定究竟应须具体做些什么。问题一提到此处，各人底意见就不尽相同了。大家同意须有一中央管制计划，但又不同意一个特定的目标。这正如一群人在一起旅行，可是关于究欲何往，各人也许各有其目的地。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人都不得不旅行，但其中最大多数的人却不得不到那不愿往之处。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中，我们所从事的集体工作，不仅仅限于我们所同意的那些，我们还被迫做许许多多工作，以便经济计划之完成。这是计划经济制度下无可避免的结果。（于是，人都变成了机器底零件——译者）
　　计划经济运动中有一特征，就是要求经济范围里有一独裁者。吾人须知，经济范围里的独裁，可以逐渐破坏政治上的民主。哈利维（Elie　Halevy）认为克利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都会同意说：「我们是生活在经济混乱之中，除非在某种独裁方式领导之下，否则我们将无法免除这样的混乱。」抱持这种思想的人是很多的。在德国，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以前，经济计划运动已经大有展进。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某些时候，德国底民主政治已濒于破灭。像伯鲁宁（Bruening）这样忠诚的民主分子，已不复能像施莱希（Schleicher）或巴本（Von　Papen）那样本着民主方式来治理德国了。到了希特勒，已经并非必须破坏民主政治不可。他不过是利用民主政治衰落的情势，并且在德国危机临头之时获得许多人支持罢了。这些人虽然极其憎恶希特勒，可是他们又觉得希特勒似乎是唯一力足做点事情的人。因此，他们只好拥护希特勒。（这真是莫奈何，这真是人类历史转形期的常有悲剧。——译者）　
　　计划主义者鉴于民主主义者之抨击，常常提出一些论据来缓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所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说，只要民主政治掌握着最后的控制权，则民主政治底要素是不会改变的。曼海门说：「计划的社会与十九世纪的社会唯一不同之处，是社会生活越来越受国家干涉。但是，如果少数人所行的统治能被议会底统治权所牵制，那末多数人底统治亦然……在民主国家，统治权可藉无限的权力而增强，且不致弃绝民主的统治。」　
　　这一信念，忽略了一项事实，即计划的社会与十九世纪的社会之间有一项重要的差别。当然，议会可以控制并且执行一定的指导原则。我们可以把议会当作安全活塞；甚至可以当做一个便利的媒介。官方对于不满分子的答复，可以藉着这种媒介而为大家所知晓。但是，计划之本身却不能予吾人以任何指导。计划之事，如付诸实施，结果必至造成有绝对权力的人，吾人需知，整个的计划制度，是趋向以大众为垫脚石的独裁。在这种独裁方式之下，政府首脑藉着大众投票，一次又一次地巩固其既得的地位。他们处于这种地位上，便能够确使投票之举随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是极权主义者玩弄民主技巧之一。由此吾人可知：民主的选举固常投票，但投票不必然为民主的选举。可是，许许多多民主人士常有一项错误的推论：他们以为实行民主选举常投票，因而投票系民主的选举。这是一项由错误的推论所产生的错觉。和尚固然念经，但念经的不一定是和尚也。但民主人士常在此错误之中。极权分子遂得利用民主人士此项错误，导演投票选举的把戏，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