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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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七、节三。”1980年，徐朔方有论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4年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把写定者是李开先，修正为“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日本学者日下翠赞同李开先说。（见《〈金瓶梅〉作者考》）
3。卢楠说。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提出“卢楠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这一记载，不知是据文献或据传闻，译序者未加说明。王汝梅在《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中考察了卢楠的生平著述，卢楠与王世贞、李开先的关系，认为卢楠堪称为李开先的崇信者，王世贞家藏完好的本子，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素材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4。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旂（1550前后）之说。明末宫伟镠在《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金瓶梅条”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应旂）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南星）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据道光抄本）5。贾三近（1534—1592）说。张远芬在《金瓶梅作者新证》中提出兰陵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贾三近之说。又有论者举出理由论证贾三近不可能是《金瓶梅》作者。6。屠隆说。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主张作者为屠隆。魏子云从《金瓶梅》成书“两阶段”说角度，认为屠隆可能是袁中郎所见抄本《金瓶梅》作者，而不是《金瓶梅词话》作者。7。汤显祖说。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提出。8。李卓吾说。《真本金瓶梅》有王昙《金瓶梅考证》云：“或云李卓吾所作。”魏子云说：“我怀疑，李卓吾也许是《金瓶梅》初稿撰述人吧？”（《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9。沈德符说。魏子云提出“《金瓶梅》的前半部稿本，也可能是沈德符的父亲所作”，又云：《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参与改写的作者，看来仍以沈德符为首脑人物”。10。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在英文节译本《金瓶梅》导言中提出徐渭为作者的候选人。朱星指出将作者断为徐渭的错误，是由于不了解《万历野获编》中所云“徐文贞”乃是徐阶的谥号而造成。此外还有袁宏道兄弟、陶望龄、冯惟敏、冯梦龙、丁惟宁、李先芳、谢榛、田艺衡、贾梦龙、书会才人等说。从现有探讨作者之谜的论文看，有几点渐趋一致或为多数学者主张：
作家个人创作，或一人创作为主另有友人参助（另有世代积累说或集体创作说）；
作者生活在鲁南苏北方言区或熟悉此地方言；
创作时期在嘉靖万历间；
作者是大手笔；
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最近有友人书信云：“我对《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持乐观态度”。经过学术界同仁们从各个不同方面研究考证，会进一步促进对此书创作主体的认识，作者的真姓名真面貌将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满文译本（1）
《金瓶梅序》和作者卢柟说
在明末清初，《金瓶梅》几种版本的七篇序跋中，满文本《金瓶梅序》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它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看法：1、《金瓶梅》是四大奇书的佼佼者，写普通的人物，写丑恶的生活，起惩戒的作用。2、《金瓶梅》作者卢柟说。此序文为《金瓶梅》研究史、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一篇珍贵满文文献。（一）《金瓶梅》满文本译刻年代与译者《金瓶梅》满文译本，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序刻，四十卷一百回。卷首译序署：康熙四十七年五月榖旦序，不署序作者姓名。满文本无插图，序与正文每页均为九行，竖刻，从左至右读，满文本甚罕见，已知国内现存完整的四十卷本两部，残本三部。精抄本一部。残存五回：第十七卷第四十八回“弄私情戏赠一枝桃，走捷径探归七件事”，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梵僧现身施药”；第二十卷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两番庆寿旦，苗员外一语送歌童”，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仿（傲）妻儿”，第五十七回“缘薄募千斤喜舍，雕栏戏一笑回嗔”（抄本为译稿本或据刻本传抄，待考）。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金瓶梅》满文本，四十卷，八十册，内补写十三册（见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10月1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也藏
满文本《金瓶梅》译序
有满文《金瓶梅》。清代前期，从康熙到乾隆，在注重保存满族语言、习俗的同时，很注意吸取先进文化、文学。很多满族文人以开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成为精通满汉语文的臣僚，注意翻译汉文书籍。小说的翻译有顺治七年刊刻《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满文译者为达海、范文程等（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水浒传》、《西游记》也刊刻了满文译本（陈汝衡《说苑珍闻》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下“清文书目”）。不言而喻，流传很广，为许多文人重视、模仿的《金瓶梅》，必然要引起满族文臣的重视与兴趣。清宗室昭《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载：“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解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据此，《金瓶梅》满文本译者为和素。和素，字存斋，满洲镶黄旗人，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五载：“《琴谱合璧》十八卷，和素撰，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使明人旧籍转赖此帙以永传，是亦操缦家待创之制，为古所未有者矣。”《金瓶梅》满文本译者又有徐元梦说（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引《批本随园诗话》）。徐元梦，字善长，一字蝶园，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累官礼部侍郎、太子少保。中年后精研学理，历事三朝，在官六十余年，以直言下狱者再。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进士（见钱仪《碑集传》卷二十二）。到《金瓶梅》满文本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梦已是垂暮之年，恐无力译此巨著。其精研理学的兴趣，与译序《金瓶梅》的作为、赞赏《金瓶梅》的观点也不符合。《金瓶梅》满文译本序刻，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大壮举，是清代前期，满族统治者重视汲取汉族文化，确认通俗小说的价值，实行汲取先进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决不是满汉文人和素的“游戏”之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对下层禁“淫词小说”的圣训；在上层翻译刊刻《金瓶梅》这样一项重要文化工作，不可能不得到官方的批准与支持。钝宧《小三吾亭随笔》云：“往年于厂肆见有《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后为日本人以四十金购去。贾人谓是内府刻本。……此或当时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国粹学报》第七年第七十五期，1911年）钝宧“游戏”之见，不足取，所记日人购去的满文本，不知是否为泽田瑞穗氏《要览》著录之天理图书馆藏本？（二）和素的《金瓶梅》评论明末清初，有十几种批评文字，对《金瓶梅》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评价。较早的东吴弄珠客序（1617）、谢肇淛《金瓶梅跋》。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传叙》（楚黄张无咎述，约1620年），则更把四部长篇进行比较研究，把《金瓶梅》与《水浒》视为一类，而《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清初，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推《水浒》、《西游》、《金瓶梅》为三大奇书，并称《金瓶梅》为“言情之书”。李渔《三国志演义序》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把《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并举为四大奇书。这一观点，为清初文人所接受。宋起凤《稗说》把《金瓶梅》推为“晚代第一种文字”。这种观点发展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则直接把《金瓶梅》定名为《第一奇书》，肯定《金瓶梅》的写实成就，给这部巨著以更高的历史地位。和素在张评本刊刻十二年后，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删去评语，译成满文。他在满文《金瓶梅序》中，继承、吸收了前辈文人对《金瓶梅》的批评成果，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并认为《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等，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奇书中之佼佼者。他把前人“另辟幽蹊”的评论具体化了。古代小说批评到明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贽提出童心说，为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同时他又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清初金圣叹又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他们都是把小说提到和正宗文学《史记》、杜诗同等地位。冯梦龙、张竹坡、和素则更进了一步，以独立的小说观念看待小说。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把小说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确立了独立的小说史观念。他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发展到《三国志演义》、《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张竹坡与和素就是继承冯梦龙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把《金瓶梅》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的。和素在翻译《金瓶梅》的同时，研阅了不少汉文古代小说，他对古代小说在内容上给了概括说明：“扬善惩恶，以结祸福；或娱心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断忠奸。虽属稗官，然无不备善。”关于《金瓶梅》，他提出的“凡一百回为一百戒”的观点，是研阅全书后得出的。
满文译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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