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2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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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参见《管子·牧民》。
正是：指“正是之知”。
乖：据递修本作“言”。刾：乃“刺”之俗体。
鲁文公逆祀：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次序，在祖庙中把生父鲁僖公的牌位放在鲁闵公之上。参见《公羊传·文公二年》。
定公：鲁定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顺祀：按照礼法进行祭祀，即把鲁僖公的牌位移到鲁闵公之下。
畔：通“叛”。离去。畔者五人：指当时有五个大臣因为习惯于“逆祀”，对“顺祀”反而不满意，因而就离去了。引文参见《公羊传·定公八年》。
贯：通“惯”。
【译文】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原文】
80·36夫人不谓之满，世则不得见口谈之实语，笔墨之余迹，陈在简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圣同轨而殊名，贤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
【注释】
虚文：指没有得到实行而仅仅见于文字的政治主张。
【译文】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原文】
80·37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
【注释】
周道：指西周奴隶制的礼仪制度。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译文】
问：“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原文】
80·38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
【注释】
文义：指《春秋》的思想内容。
桓君山：桓谭。参见39·1注（15）。
陈平：汉高祖的主要谋臣。参见11·3注。
平：衡，指秤。执汉平：指在汉朝廷掌握治理国家的大权。
据递修本，“山”字后有“不相”二字。
素丞相：指具有当丞相的才能而没有当上丞相的人。《新论》：桓谭的著作，原本失传，今有辑本。
【译文】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
正说篇第八一
【题解】
本篇是为纠正汉儒对儒家经书篇题的荒诞解释而作的，批判了他们对经书的神化。
文中谈到的经书有《诗》、《书》、《易》、《礼》、《春秋》和《论语》。
汉代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今文经学成了官学。这种经学对儒家经书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神化，成了一种进身做官的敲门砖。王充站在比较讲究训诂和史实的古文经学的立场，对这种官学进行了批判。
王充指出，“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他们稍有一点名气，就“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根本不专心研究经书，使得“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真”。王充认为，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一方面是“欲明经”当官，一方面是“校古随旧”已成习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所以就连“经传篇数”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如说《春秋》纪鲁十二公，是取法于一年十二个月，而《春秋》则为年名。他的结论是：“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本篇所谈的五经原委，是研究两汉经学源流的可靠资料。
【原文】
81·1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注释】
五经：参见25·17注。
蚤：通“早”。
汲汲：形容心情迫切的样子。
正：纠正，考订。粗粗：浅陋。
【译文】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原文】
81·2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11），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12），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13），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14）。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15），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16），征为古文《尚书》学（17）。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18），空造百两之篇（19），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20），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21），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注释】
二十九篇：指今文《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