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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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人注目。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唐彛热说南游脑蚩窃诟母锖蟮摹蹲杂商浮飞稀！渡瓯ā坊咕龆ㄔ鎏碜酆透髦种芸记牒⒔鹬倩茸濉�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又创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例如《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的创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的开办，等等。而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其中的“谈书指导部”，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对广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来更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当时，《申报》成为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最大报纸。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坚定。他终于从一个报业巨子，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新闻事业家。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中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一股势力。据说，蒋介石曾亲自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真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手握申、新两大报纸的史量才，负一国舆论重望，没有理由不自信，但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对他的忌讳，他已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势者眼中的钉子。很多年以后，杭州的丁云川老人听说这番对话，都要发出如此的感叹：“有骨气啊，可惜纸头敌不过弹头”。蒋介石为维系其反动统治，恫吓进步力量，阻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终于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五
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魏斐德认为：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暗害史量才的罪恶活动，在悄悄地进行。特务头子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亲自部署了这一活动。当时，蒋介石担心的是，一旦事发，上海工部局将会揭破真相，因此特别指示不许在上海租界内下手。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准备在史量才返沪途中狙杀。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8）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同学邓祖询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当时，史量才只有56岁。
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血案发生后，上海舆论哗然，一些报纸发表言论指出：“此种以野蛮手段所行之罪恶，实足使沪上各界人士为之震惊”（《上海泰晤士报》）；并说：“暗杀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强烈要求缉拿凶手，解开这个疑团（《新闻报》）。噩耗传来，《申报》同人陷于极度悲痛之中。他们尊敬史量才的为人，痛感世事之不公。
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真凶始终无法缉拿归案，后来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竟突然身亡，也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这样，史量才被害案就更为“扑朔迷离”了。在那强权践踏真理的年代，人们只好将哀愤寄于悼诗唁文，有一首挽诗写道，“谁谓天地宽，不许正人行；谁谓天地窄，魑魅森从衡！……安得照妖镜，尽睹魑魅形；安得双飞龙，为君一廓清？”
11月15日，史量才的遗体运送到沪；16日举行大殓。这一天，铜仁路史宅附近一带，军警戒备森严。上海各界人士前往吊唁者有2000多人，外地各方的慰唁电函，更如雪片飞来。
史量才遇难后一年，即1935年5月18日，其灵柩运往杭州暂置。1936年春，全国抗战风云密布，史量才被营葬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茅家埠天马山麓。章太炎为他撰了《墓志铭》，称誉“史氏之直，肇自于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赞他“不与俗同污”，是一位“唯夫白刃交胸，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