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8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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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中央军委为打破蒋介石打通津浦路计划。于10月12日电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
　　　　此外，中央军委还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和原山东军区的部分主力，迅速组威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以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犯。
　　　　其间，**中央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同时威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两个独立旅和8个军分区。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6、第7、第8、第9纵队，共4万余人。
　　　　与此同时，在鲁南组威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由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负责，统一指挥原山东军区留下的部分主力和新四军人鲁部队。以渤海军区地方武装控制津浦路济南以北有利地形，积极开展破击战，阻止顽军北进，山东军区第3、第4师，警备第3旅攻歼泰安、衮州之敌；以山东军区第8师及鲁南警备第8旅攻歼邹县、临城之敌，切断铁路；以鲁南警备第9旅和鲁南军区地方武装进逼徐州、临城。枣庄地区，钳制国民党军北进。为了会同山东军区部队迎歼继续由徐州北犯之敌，粉碎蒋军打通津浦路企图，还以新四军第2师的第4、第5旅和4师第9旅，编成新四军第2纵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行人鲁，与山东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迟滞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
　　　　此次战役自10月18日开始，至11月上甸，新四军暨山东军区部队先后攻占邹县、大汉口，在界河以伏击手段歼灭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1军3个师，控制了衮州、滕县间一段铁路，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道。10月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膝县段扩展攻势，歼日伪军4000余人。12月12日至15日歼灭蒋军第19集团军一部9000余人。1946年1月7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和政治争取，使郝鹏举部1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是役，新四军、山东军区部队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等2。8万余人，控制了津浦铁路线200余公里。
　　　　根据**电示，周、王此后在与国民党商谈中，以及在指导**南方局的工作中将工作重点转向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上去，并先后邀集民主党派领袖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座谈，告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
　　　　11月11臼、15日，国共两党代表又先后进行了会商。该两次商谈重点是谈东北问题。也正是在双方会谈之际，国民党“外交接收”在东北受挫后，决心实行“武力接收”，东北内战因此突起。会谈中，国民党代表坚持蒋军进入东北强行接收。**则希望东北能经过和平协商，成为民主实验区。然而。两党观点相差甚远，在东北问题上也如同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双方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在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解双方冲突。但是**早就对赫尔利失望了，认为“此人太不公平”。而赫尔利本人也丧失了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就在11月底，他最终被白宫炒了“鱿鱼”。
　　　　11月25日，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随着谈判大师周恩来的返回八双十协定》签字后的又一轮谈判遂告结束。
　　　　一个多月的谈判之所以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由于双方都企图为争得战场上的优势创造条件，但究其本质，国民党方面拒绝无条件停战才是根本原因。因为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国民党军队进攻华北解放区而引起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垄断受降权而执意进兵，才最终导致了这一阶段谈判的失败。诚如**中央当时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所揭露的：“泪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既然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的双方最终不欢而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一点必须明确。虽说这一阶段的谈判失败了，而且内战的危机也随之变得更为严重，但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却是冷静而客观的，其反内战求和平的信念依然是坚定的。返回延安后，他在为供中央领导人传阅而撰写《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中说，自**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从总体上看，蒋介石是摇摆不定的，现在要他放弃**思想和灭一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目前他要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动摇，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边打边谈会成为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国共两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在和中酝酿着战，在战中又酝酿着和，斗争将是严重的复杂的。为此，我们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实践证明，周恩来的估计及其所提出的谈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子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这段话，是**在日本投降后第四天的延安干部会议上讲的。他的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抗战胜利初期内战发生的基本原因。
　　　　此时的中国国内，从太行山上的激战，到平汉路上的交火，还有绥远、察哈尔地区国共两党间的争战，乃至整个华中、华北的搏斗，其缘盖出自此。
　　　　如此这般，在《双十协定》签字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内战事实上已在不断进行，内战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不过，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内战尚未成为全国性的，还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是紧紧围绕和谈而展开的。国共两党都没有停止和谈。蒋介石认为他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打算；**也讲，要继续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作斗争，迫使蒋介石最终停止战争。总之，说到底，这期间的一切“战”，都是为了“谈”，为谈判增加筹码。
　　　　**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国**的总谈判代表周恩来仍留在重庆主持和谈。
　　　　周恩来和陪同**回延安后又返回重庆的王若飞此时的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解决《双十协定》没有解决的问题。
　　　　10月20日，在重庆的第二轮商谈正式开始，地点是宋美龄在市区的住宅之一的中四路德安里103号。参加会谈的代表，**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只剩下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3人。张治中没有参加，去处理9月份新疆的“伊宁事件”了。
　　　　《双十协定》的第二条规定：“关于政治民主化道路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备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因此，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出席政协会议的名额也已达成协议，暂定37人。现需要进一步商谈的，主要是名额的分配、组织及职权等问题。经协商，大部分问题均达成了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政协代表的名额为36人，由四方面组成。其中：国民党方面9人，**方面9人；民盟9人：
　　　　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
　　　　然而，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却又出尔反尔，在代表名额问题上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原来，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民盟与**的关系特别好，在政协会议上可能完全倒向**一边。此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蒋介石虽然可以拉过去一些代表，但不可能完全控制。这样一来，**不可能被孤立，国民党倒有被孤立起来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及其谋士们决定在民盟的代表名额上打主意。
　　　　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由反抗国民党压迫，谋求共同生存的各中间党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当时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该同盟的主要有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
　　　　然而，由于三党三派并非以党派名义集体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其领袖和成员都是以个人名义自愿履行人盟手续才成为盟员的，因此，原来的备党各派仍是独立的，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对备党派并无约束力。另外，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推选黄炎培、张君励、梁漱演、章伯钧、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