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日本1946-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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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五十五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三十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一百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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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一百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一九四六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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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么？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么？”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么？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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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廖季威上校访谈录
廖季威上校访谈录
我非常有幸，采访到（日本投降后，应盟军：“中国作为战胜国应该派遣五万占领军驻在日本国”的命令，曾经作为中国驻在日本占领军先遣队的）廖季威上校。
我特别请廖季威先生谈了日本投降以后，他作为中国占领军驻在日本国的印象。
廖季威先生是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他城府深、不露声色、不紧不慢、不温不火。
廖先生自我介绍，他1933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6年回国。随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搞研究工作。他说，他们研究报告要常常进呈蒋介石、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参阅。我自己悄悄观察，廖先生虽然年轻时认真、严谨。但是，现在，毕竟是岁月不饶人；记忆力衰退，百密一疏，难免有发生张冠李戴的情景。
但是，他这样的**抗战将士的独特经历，真是百万分之一才有，实在是弥足珍贵。
廖季威先生看我一边提问、一边记录，就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上校军衔的参谋，你这样记录，再发表，我还担心你曲解了我的意思呢。这样，我给你写下来，错了算我的如何？”
我一听，乐了。心想：“采访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不但详细、翔实，还省事。”
日本投降后，中国驻在日本国占领军先遣队廖季威先生这样回忆：
（应笔者邀请，此文，为廖季威先生为本人亲笔所写。笔者只是照本宣科，文字录入。另外，照片为笔者所加。照片来源：日本国出版《一亿人的昭和史》中翻拍。）
廖季威先生这样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国按照《波茨坦公告》决定，派遣“驻日占领军”和组成“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监督日本消灭一切制造战争的工业体系，彻底清除军国主义的残余，惩办战争罪犯，归还掠夺的土地，物资，赔偿受害国的损失，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等等。
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参加盟国对日的管制工作。笔者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指派出国，为驻日占领军先遣官，后调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一组（军事组）上校参谋。从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工作3年。现根据当时我所了解到的日本战败后的混乱、萧条，日本人民的痛苦，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情况等，撰成此文，供来采访的方军先生参阅、引用、转载。
主要阐述：日本战败后的混乱和人民遭受的痛苦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侵华日军对我国人民之凶恶残暴、骄横跋息、气焰凌人，真是令人发指。日本投降后，我被派往日本，充任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成员，得以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