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盛世-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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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家伙多少事情，马上报过来，可以保住性命，我只给你们一个时辰！过了时辰，没有什么交代的话，不要怪本官无情！”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声音，本来隔着面具就冰冷的有些吓人，现在听起来，更是跟催命的神符差不多！
所有人都吓的在地上筛糠，几个人见过这样的场面啊？
西厂头领杨启聪马上按照皇帝的吩咐，将所有人等分头看押！
崇祯皇帝朱由检叫高德威，马上按照一张纸条上面的联络方式将扬州的锦衣卫都给他招来！高德威接过纸条忙着去了！
崇祯皇帝朱由检之所以并没有提前招来锦衣卫，一方面是对这些锦衣卫并不是很放心，毕竟是出了京畿地区，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保密来考虑，但他还是必须用人的！
阮永康和甘伟乐哪里架得住这样的阵势，一被单独关押，将什么事情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等到锦衣卫过来，对着一千多个府中人等逐一讯问，不出两个时辰，综合所有人的口供一对！已经将阮永康在南直隶中扮演的角色。阮永康和甘伟乐的藏银子地点。都弄得是一清二楚！
此时。天已大亮！崇祯皇帝朱由检又马上让高德威去扬州大营，让史可法带着一百官员过来，只留着几个搞党务的人继续对那帮扬州大营的军士洗脑！
扬州的老百姓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城中各处贴满了告示！
一队队的西厂绝声卫！虽然都不说话，但办事效率是很高的！一队队的郑芝虎的水师们充作的衙役，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旦一个地方，皇权占据了主要地位，那么其他的势力。在跟皇权的较量中，是不值得一提的！
说是扬州大营提督阮永康和扬州知府贪赃枉法，已经被朝廷钦差给关押了，所有能够揭发他们案情的都将有赏！整个扬州戒严五日。
扬州城的百姓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这些年来，南直隶等于是一个独立的小朝廷，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皇权是如此霸道！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忽然重新的占据了至高的位置！
“活该，这帮人这么无法无天，早该这样了！”
“不是说咱们南直隶。天高皇帝远！朝廷钦差几时来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哎，看来大明的天下。还是皇上的天下啊！”
“只是，这是一时兴起，还是皇上真的动真格的了啊？”
“不清楚，先看看再说吧！不过听人说，皇上在京城搞京察大计，一次就杀了上万名贪官，这是假不了的！”
百姓们议论纷纷，整个扬州城的气氛都空前的高涨！自古以来，抓贪官都是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
整整一天的时间当中，扬州上下上千官员都被封在家里！上了七品的官员，一律带到府衙看管！没有品衔的则只要交代清楚了共同贪墨的罪证，便可以从轻发落！这个时候就体现了锦衣卫的办事能力了！他们这帮长期呆在扬州地方的锦衣卫，其实对什么事情都是了如指掌的！
明朝的政法体系本身是很全面，也很完备的！只是这个体系自己都已经完全烂掉了，前面说的御史带头贪墨银子，就是这样，不单单是御史，就连锦衣卫也跟地方官员同流合污，这天下能清净的了吗？
第二日正午，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到扬州最大的广场，监斩了上千扬州官员！他是不想杀人！但这些人不但是贪墨银两，不少人都背负着血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望着一千多颗人头滚落一地，整个扬州城都震惊了！所有人都只听说过京城的手段，但真的亲眼所见，才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执政风格是怎么样的了？
“这些人的罪证，绝对不止才掌握的这些！杀他们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血债，不单单是贪污的罪责！现在人都死了，你们放心大胆的揭发！城中所有商号的掌柜和东家，只要是在扬州的！一个时辰后到知府衙门来集中！过了时辰的，按照同谋论罪！”崇祯皇帝朱由检高声喝道！
来看热闹的人中，不少是商人！扬州人十有一二都是商人！全国各地的大商号云集！
当时扬州城，甚至在整个大明最强大的两股商人集团是陕山帮和徽帮！
陕山帮很好理解，就是陕西和山西商人，徽帮则主要是跟安徽人有关的江南商人！
明朝中前期，陕西商帮崛起于泾渭之滨，兴盛于广陵故地，号称全国各大商帮中成名最早、资格最老者。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明中叶以后，徽商大举涌至扬州经营盐业，力压西商，形成垄断，以至于后来一般人提及扬州盐商历史，大都“只知有徽，不知山陕”了，当年秦晋联手大战徽帮的往事，更几近湮没无闻。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未完待续。。）
第0504章 徽州商帮
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对大明经济的影响力，那是有着悠远的历史的！
任何经济体系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