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第1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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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被粮商盘剥一次，然后再把官府盘剥一次，基本上剩下的也就是勉强饿不死罢了，想添置一件儿新衣都是痴心妄想。
结果今年他们去了之后，粮店给出来的价格让他们目瞪口呆——五钱银子一石。
明朝末年粮价一路飞涨，粮店收购百姓的粮食价格也就不断的上升，这些百姓们记得清清楚楚，去年还九钱银子一石呢！而且来多少要多少。
明明今年光景也不怎么样，比去年更差了，怎么就掉到五钱银子一石了？这还能活么？
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市场调查，却也不傻，于是几个人分头去打探了一下，得到的结果让他们都傻了——收是五钱银子一收，卖是四两银子卖出去！
这一下，这些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的老实庄稼汉子们都愤怒了。不求你给多高的价儿，跟去年一样总成吧？
于是他们便干脆在路边摆开摊子，直接卖粮食，壮着胆子打出了一石一两五钱的价格，结果没想到遭到了那些城里人的哄抢，可是把他们给乐坏了。
结果没半个时辰，粮店的打手便赶到了，把他们一阵暴打，当场给打折了腿的就有仨。过了没一会儿，官府也来人了，直接把他们粮食都没收，人逮进了县衙里头，说他们私卖粮食，图谋不轨，上来就是严刑拷打。
给活活打死的就有三个。
还是苏大户去了县上说情，才算是把剩下的人给领出来，一个个都给吓得哆哆嗦嗦，连里头什么样子都不敢说。
后来百姓们又四处打探去了，各地的粮店，都是五钱银子的收购价。听说有的粮店给的价格高一些，结果店都给砸了，东主也给打死了。
百姓们不知道这背后有什么，但却知道完蛋了，真要是按照这个价儿的话，交了粮食就什么都没了。他们又不甘心，就这么拖着。
而前几天，县上又来了人，说若是再不交税，就要下来催征了。催征——这几乎是百姓们最怕的一个字眼儿，真要是下来催征，怕是家家户户都得掉一层皮。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抓进去，押在县衙前头带大枷给压死。
而就在这个时候，苏大户家里传来了消息，愿意以七钱每石的银子，收购粮食，有多少算多少，就定在今日，在蓑衣渡的打麦场里头。
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是松了口气，七钱银子，虽然比去年低了一些，但总比五钱好了太多了，总能支撑支撑。
而接近着，苏家宣布，上头县尊又派人来催了，秋粮拖欠时日已经太久，若是再交不上来，就要下来拿人了。苏家身为本地粮长，绝对同一日征收赋税。
这一天大清早，蓑衣渡便活了过来。家家都是推着小推车出了家门，家境好一些的，则是赶着牛车，上面堆满了粮包，人们愁眉苦脸的往打麦场赶去。而收到消息的周围十里八乡的那些村民百姓，也都是纷纷赶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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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二一零 粮长
他们所在的村子，都是划在了一个粮长的征收范围内…
打麦场，位于蓑衣渡东边儿，紧靠着外墙，这里乃是百姓们打下来粮食之后，扬麦子的所在。面积很大，足有一二百米方圆。
在打麦场的东边，早就已经是搭起了帷幕，周围扯了布幔防风，里面生了炭火防寒。里面摆了一张太师椅，周围围了四个暖炉子，把这里簇的暖意融融，如同春日一般。苏家家主，本地粮长苏以墨，正神态悠闲的坐在椅子上。身后是一群护院家丁管家簇拥着，旁边还有两个眉清目秀，衣着华贵的小丫头端茶倒水。
所谓粮长制度，也是太祖洪武皇帝定下的制度之一，乃是为了催征粮税而设立的。
明初太祖成祖时期，各地的田赋都是缴纳实物税，而当时明朝国力正盛，政治清明，粮税也是极多。成祖时期，“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朝廷要将全国三千多万石的田赋挨家挨户征收上来，集中运送到京师及其他缺粮的地方，工程浩繁艰巨。尤其是明朝的基层政权建设，到了县这一级之后就没有了，一个县几万人家，上万户的百姓，就靠着那几十个衙役去收税？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别出心裁地建立了粮长制度，设计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办法：把缴纳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地区土地最多、纳粮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担任粮长，替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
洪武皇帝为了笼络这些粮长，规定了许多优待的办法，如粮长可以参加乡村诉讼案件的会审和裁判；粮长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纳钱赎罪，并可以继续当粮长；粮长把粮食运到京城时不仅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嘉奖，一些格外得皇帝青眼的粮长还能封官晋爵，最高可担任省一级的布政使。当然，这也和当时文官制度不大健全有关，换到了后来，不是进士出身还想成为朱紫大员？那是做梦！
天下最有名的粮长，莫过于浦江郑氏了。
郑宅族长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便组织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长达三百五十余年，整个大家庭人口最多时达到两千余人，相当于一个大村落的规模了。
而自宋朝以降，朝廷是鼓励这种行为的，郑氏家族合族义居的规模罕见，宋、元、明三朝屡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郑氏的族长担任了当地的粮长，负责征集赋粮运送至南京，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义之门木牌坊，称其为“江南第一家”，并亲书：“孝义家”三字以赐。
宋氏治家也是颇为的严明，立下“子孙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的家规，历宋、元、明三代，三百六十多年，出仕一百七十三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无不勤政廉政。
当然，这是说给外人听的。
粮长一开始确实是只是单纯的行使他们的三大本职权力：催征、经收、解运。但是到了后来，粮长却还多了许多临时任务和附带任务，后两种往往是与前者分不开的。而在中国，任务通常就代表了也拥有某些权利，从而使得粮长成长为了新的幸存特权阶层。
大致有四项其他的权力：
其一，农闲之时，会集乡里中的“长者、壮者”，向他们解说京师以至州县设立社稷坛场，春秋祭祀，无非为民“造福”。
其二，劝导那些富有田产的地主豪绅，不可再“交结有司，不当正差”。凡是“于差靠损小民，于粮税洒派他人，买田不过割，中间恃势，移丘换段，诡寄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细民艰辛。你众粮长会此等之人使复为正，毋害下民。”且应“画图贴说”。
其三，“若区内果有积年荒田，有司不行除豁，其刁顽之徒，借此名色包荒，虐吾民者，尔粮长从实具奏，以凭除豁积荒，召民佃种。凡有水旱灾伤。将所灾顷亩人户姓名从实报官，凭此赈济。”
其四，“粮长依说办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顽民。顽民有不遵者，具陈其所以”。“若科粮之时，民有顽者故不依期，刁顽不纳，粮长备书姓名，赴京面奏，拿与粮长对问。非是粮长排陷，实是顽民故违，阖家迁于化外。粮长捏词朦胧奏闻，罪如之”。
而且这权力是洪武帝给他们的，洪武十八年十月和洪武十九年间，洪武帝手订《大诰》、《续编》和《三编》三书，先后颁行全国。里面也说明了粮长应有的权力。
正式有了皇帝的撑腰，在初期有些粮长几乎可以与地方官吏分庭抗礼，但是这并不持久。
里甲、耆民都是在粮长领导之下进行丈量和制图工作的，粮长本人也须亲自参加，也就是说，征收粮税任务和编制赋役册籍——亦即制定收税多少的权力都交给粮长，不啻为粮长开一舞弊的大门。
粮长的权力基本上是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
例如司法权，对于乡村诉讼案件，粮长初时只有参加会审的权利；其后，竟独揽裁判权了；更进一步还干预地方事务，包揽打官司了。他们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敛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税粮则征敛无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视里甲，作奸犯科，民受其害。
而根据收税权衍生出来的权力——到了英宗年间，甚至粮长便可以拘留粮户，私用刑狱，已经和私设官府没什么区别了。
粮长几乎可以说是在县城之外的其他地区，权势最大之人，其权力，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镇一级别的政府，不过是一人大权独揽。有这许多好处，粮长自然是有资格的士绅都抢着当，后来约定俗成的规矩，便成了地方上最强，或者是最有名望的乡绅地主，才能担当粮长。
自从苏家发达以来，担当此地粮长已经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的时间，捞取的好处无数，虽然现在苏家无人出仕做官，但是在官面上的交情还是有一些的，而且每年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便是县尊大人对他们也是颇为的客气。
在这蓑衣渡，苏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家族，下有良田三千余亩，分布在蓑衣渡、十里铺、六铺庄、大孙庄、杨家庄等地，年年光租子就能收十几万斤。一库一库的粮食看得人眼馋得紧，家里佃户足有百多户，势力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一等一的庞大。
他家这些地产，很多是百姓投效的，更多的则是有些粮户因着交税晚了或者短了，直接被苏家拿进家中大牢一番拷打，最后给你一个选择：做佃户还是家破人亡？
更多的地是这么来的。
而为了维持其权势，一定的暴力是免不得了的，是以苏家也攥养了许多打手，平时充作家丁护院，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就是一股暴力威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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