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日1931-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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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和听完何洁说的，连连感叹道：“不简单，早听说红军不容易，能五次逃出围剿，还搞了个两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怎么剿都没剿死**，不容易啊！”
“什么啊！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总局势是实现从形式上的统一到实质上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解决藩镇问题和**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京政府在对地方实力派和对**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征伐和围剿。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打败了桂系，迫使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蒋总统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希望》一文，声称‘欲消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西北军的冯玉祥，为求自保，以声援李宗仁为名，通电请蒋下野，联络阎锡山反蒋。蒋总统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叛冯，特任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拆散冯阎联盟，在河南打败了冯玉祥。接着蒋总统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打败了唐生智。后来阎锡山打败唐生智后，提出了‘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实际上是重新竖起了反蒋大旗。1930年4月，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通电就职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30万人沿陇海路东进，晋军20万人沿津浦路南下至济南，李宗仁、张发奎部沿平汉路北上至长沙。反蒋同盟在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谢持的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下，甚至在北平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这一次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蒋，是北伐以来对蒋总统的最大威胁。”郭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渴得直灌啤酒。
旁边的赵洱乃接着话题继续说：“蒋总统看准张学良的力量，在他的策动下，张学良最后下定了决心，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南下，占领平津，形势迅速由对蒋不利向对蒋有利逆转。在张学良的配合下，历时7个月，用兵110万的中原大战，到1930年11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的胜利，为国民政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郑海和听到这里急着问：“这是藩镇啊，围剿红军呢？”
郭援和赵洱乃互相看看摇摇头，郭援说：“对于红军的围剿，书上说的不多，反正是因为藩镇抽不出力量围剿红军，所以红军才坐大的。”
听到这里，吴宇忍不住发话了：“我来补充两句吧！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并没有把**势力的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对蒋介石来说迫在眉睫的，是他的把兄弟冯玉祥和阎锡山，还有在西南虎视眈眈的李宗仁，甚至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比**重要。因此，**在各地的发展，特别是在江西、福建的发展，确实令蒋介石恼火，但并未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在《中国的红**域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说，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在这种空隙中出现的。”
“但是，红军对蒋介石毕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喝口水润润嗓子。
“平心而论，蒋介石在一、二、三次围剿中，并未投入全力。我们可以看看围剿苏区的时间表：第一次围剿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第二次围剿1931年4月至5月，也就是现在；第三次围剿1931年7月至9月；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至3月；第五次围剿1933年9月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次围剿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的余波未定，蒋介石对各个地方实力派的举动比对红军更重视，还不敢倾全力剿共，投入围剿的兵力不但没有蒋氏嫡系，而且实力极差。第二次围剿时，正值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四监委因胡汉民案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使蒋介石应付不暇，自然也不可能倾全力剿共。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的反对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了同南京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由唐绍仪、邓泽如、邹鲁、古应芬、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组成，汪精卫任主席，9月初，广州政府以50万元收买了石友三反蒋，两广军队北上出击，进攻湘赣，占领了衡阳、郴州，蒋介石只得先放下**而去平息两广。因此，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能够取胜，与国民党新军阀的内部争斗不无关系。”吴宇看看周围在听的人都聚精会神，不免有点当历史老师的感觉，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了起来。
“后来的第四、五次围剿，蒋介石确实是想一口吃掉**。但日本对热河的进犯（1933年1月日本攻占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使得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纮等一批大员都到北平商讨热河抗战问题，长城沿线战事一开，蒋介石不会不受到影响。第四次围剿草草收场，与此不无关系。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组建了福建人民政府反蒋（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使蒋介石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打破围剿，实在是一大失误。蒋介石在平息了福建事变后回过头来收拾红军，终于使他把红军赶出了江西。”
“到红军突破湘江，开始战略性转移之时。蒋介石无疑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蒋氏的眼里，**离开了江西福建，就已经成不了大气候。因此，随后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在很大程度上是别有用心，追而不击，从而借机插手两广西南诸省。对薛岳尾追红军但却要求其保持距离的命令，就反映了蒋氏的心理。配合中央军堵截红军的桂系部队，在空中侦察时发现占绝对优势的中央军对红军追而不击，同时又收到其内线电报，谓蒋介石采杨永泰一石三鸟计谋，准备大举进军两广，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大为恼火，下令桂系军队让开通道让红军通过，只是象征性的掐了个红军尾巴。广东陈济棠也深知‘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道理，放红军过路。至此，‘剿共’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西南、西北的军事行动。”吴宇说道这里停下了，看着一张张求知的脸大卫感叹：是不是讲的太精彩了？怎么都这么爱听啊？早知道老子改行当历史教授去了。
几个人见吴宇停下来，以为吴宇讲累了，有是敬烟又是递酒，嘴里还不停地催促吴宇快说。
吴宇叼着赵洱乃递过来的长寿烟，端着郑海和倒满的啤酒杯说：“南京政府借机控制西南、西北的军事行动是有根据的，就拿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昆明来说，与其说他是要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不如说他是借机要把中央势力扩展到西南。在对红军的所谓围追堵截中，蒋介石先到四川，实际上是同刘湘讨价还价，使中央军的力量向四川渗透，把四川置于中央政府的支配之下，在向四川派驻中央军的企图遭到刘湘拒绝后，总算把贺国光的参谋团、康泽的别动队派到了四川。接着，蒋介石又从重庆到贵阳，收拾了已被红军打垮的王家烈，用薛岳、郭思演控制了贵州。然后再到昆明，把龙云抓到自己手中。可以说，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之机，蒋介石把势力扩充到了自己原来插不上手的西南大部分地区。从辛亥以来西南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局面从此被打破了，国民政府第一次对西南地区有了程度不同的控制权。”
喝口酒、吸口烟，吴宇摇头晃脑地继续说“红军的北上，又给了蒋介石把势力扩展到西北的借口。所以，在红军开始北上之际，根本就没有军事上的困难，而只是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反过来，到蒋氏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南之后，就不允许红军再向西南发展了。所以，比一方面军实力强得多的四方面军再度南下时，就遇到了大得多的阻力，最后不得不无功而返，掉头北上。而就在这一过程中，胡宗南、王均到了甘肃，中央军开始向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渗透。红军到了陕北之后，中央军不但从甘肃、河南两面威逼陕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而且进入了从来就插不进手的山西，汤恩伯、李仙洲、关麟征等十余师中央军入晋。”
“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实现了，西南和西北都归到了蒋氏的麾下，建立了国民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有力控制。这一收获，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十分重大，使其以西南、西北为总后方的对日战略能够付诸实施。但是，蒋介石不顾外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其国内的政治支持度大大下降，也给不同派系的反蒋力量提供了口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不信任。1936年1月，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河东征，进军山西。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则以抗日的名义发动了两广事变。身在泰山、军队尽失的冯玉祥也跃跃欲试。尽管红军东征、两广事变这些军事行为，没有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但是，蒋氏的国策，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地位，也丧失了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的支持，直到引发西安事变。所以说，这藩镇问题和**问题其实又是蒋介石借机稳固政权的机会，如果没有红军的流窜，老蒋恐怕也不会跟着把手伸到西南、西北去，其实老蒋也是将红军当成一鱼饵，钓到了不少地方军阀。只不过最后没想到鱼饵变成了自己最大的对手。”
吴宇说道这里，将手中的烟蒂高高弹出，猩红色的烟头在空中翻腾了无数个跟头后，掉入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一帮现代的年轻人，是否也会像烟头那样投入一场你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