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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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其实，我走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却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象别人一样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过日子……这幢房子是政府专为我们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宽敞又高大。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天花板……”
　　“不，”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说，“你觉得它很高，那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孩子……”
　　我从这幢房子里出来，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这儿就生活着一位应该为之写书、为之歌唱的人，而我们对于她却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在我的躯体内，乌克兰血液与白俄罗斯血液一起流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闻到基辅的栗子树气味时，心口就跳得十分剧烈。我母亲当年就曾带回一棵小栗子树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们老家的宅旁。而现在，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在给我的信上，亲切地称我为“好闺女”。
　　她的回忆，把我们俩的生活紧紧连接在一块儿了。
　　“我不能单纯地给您讲战争，”索菲亚·米伦诺夫娜事先告诉我，“我不能脱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脱离我的家庭和学校，来讲述我的战争经历。要讲就讲整个生活道路吧……”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尔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她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下面是她关于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觉得，正是战争的生活气氛把我们培养成具有后来那种表现的人。在盖世太保机关里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按顺序已经是第三位刑讯者了，就是在这个自称教育家的家伙审讯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盖世太保逼着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任何思想，’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狂叫着，毒打我。‘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问道。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有四个小时，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去回答他。哦，他是多么狼狈啊I他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象钉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看着我，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道德的决斗，一个被毒打的女囚——“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两条大辩子呢。”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囚，面对一个饱食终日、身高体壮的男人，神气十足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却感到某种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问：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想了解，这种危机感来自何处？这个女囚回答了他。他听得甚至忘记了打人。可是当她走出刑讯室时，他把她列入了枪毙名单……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们还得继续斗争，但我们都预料到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那些日子那样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我爸爸是远离政治的。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她是怎么祈祷的？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那时候，我们害怕当叛徒不下于害怕死亡。当我被捕，被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在家乡被侵占的整个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吗？我知道：灾祸降临了，痛苦折磨要开始了。
　　“可惜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象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他们的惨叫声。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了。只是在拷打结束时，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时，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以前，肉体几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这样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一一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它不仅仅是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本能的声音。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