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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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