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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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的容忍程度也毕竟有限。当改革达到一定极限，社会再不能进步时，就需
要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即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
作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初对于俄国来说就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经济，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是未
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主人，与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阶级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激化。
“流血星期日”事件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不可阻挡地爆发了。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
几日几年都不能受到的。”自由派贵族人物维特也看到，“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
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在莫斯科工人12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尼古拉二世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写道：
“神经已绷紧到极点……两条道路选择之一是：立即派出军事人员平息风潮，然后
稍事喘息，经过数月再次使用武力，但是这将血流成河，而最终仍导致现在的局势，
结果仍是在将来不得不实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整顿国家秩
序宣言》，宣布实施政治改革，标志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转
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终于开始。随后，斯托雷平从1906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土地改革，以行政手段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扶植富农阶层以充实沙皇统治
的阶级基础，列宁认为：这一行动成为“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
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英国历史学家基普认为：“1905年革命不过是一场更
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
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
沙皇政府以改革部分缓和了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但到1915年，两者间的矛盾再
度激化。沙皇政府连续解散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罗将科
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地
主贵族阶级相互联合、相互利用的“六·三”体制瓦解。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农民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强了农民的爆炸情绪。少数贵族军官与资产
阶级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已
达到异常激化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沙皇政府和
地主贵族阶级限于其短视的政治目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只是
顽固地拒绝作进一步让步，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严禁一切政治反对派活动。如果说
改革可以或多或少地缓和阶级矛盾，防止或延缓革命的话，那么拒绝改革则必然诱
发革命，加速革命的爆发。因此在1917年2 月，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再度爆发。仅仅5 天时间，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轰然崩溃。
《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基普写道：以至于“当人们将1917年的
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
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
革命以其特有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动，俄国历史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在肯定改革是促进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常态形式的同时，必须承认革命是
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方式。
改革与革命是现代化道路中二者择一的方式，因为它们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英
国走的是渐进改革式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法国走的激进革命式的道路，也较
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范式为
后人称道。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呢？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便是这种范式的体现，它
走的是一条改革与革命协同运作的道路，改革与革命是俄国现代化的双翼。
在过去的俄国历史研究中多强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或一概否定改革在俄国历
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类观点似有失偏颇。
第一，改革与革命同处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同一体中，互为依存、互为影响，构
成一个接力和传导体系。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
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击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
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
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一个总的合力。”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社会从
无序到有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的中的一系列环节，都是对旧
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事物的变化，社会的进化，最先
都是从局部缓慢的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质的飞跃，才能完
成社会结构和形态的转换。而突变的革命只有以渐进的改革为必要条件和基础，才
能完成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19世纪后半期，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列强
各国间竞争加剧，竞争能力之强弱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是否适应能以多大的步伐
来适应世界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革新现行制度，换句话说，就特别地集中
表现在改革上。沙皇政府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革除了封建
社会的某些陈腐制度以及规章政策，建立了某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其结果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是俄国现代化
道路上高低迭错的阶梯。农奴制度改革构成其第一级阶梯，19世纪60—70年代中期
的改革构成改革道路上的第二级阶梯，沙皇政府为保存贵族地主的权力和特权，不
得不通过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力图使俄国的专制警察制度适
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1 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洛里斯一麦里科夫的改革方案，
尽管胎死腹中，但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做了一定的舆论和心理准备。1905年的立宪改
革和1906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则成为改革道路上的第三、第四级阶梯，使老大封建帝
国终于迈开政治现代化步伐，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完成的和未曾实施
的改革都渐进地推动俄国社会进步，为未来的社会剧变创造了条件，为这些社会成
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扩大了旧的矛盾所赖以爆发的基地，扩大
了能够自觉地参加这些矛盾“爆发”的居民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范围，便在1905
年和1917年2 月相继爆发了两次革命，使俄国现代化取得了飞跃性的质的发展。前
因与后果，厚积而骤发。
第二，改革与革命在主观上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无一例外，沙皇政府在
不同时代的改革都是在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情况下被迫实行的，其主观目的都是为
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防止或反对革命，因此每次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反动性和保
守性。在农奴制改革前，亚历山大二世曾多次向贵族们表示：“诸位请相信，凡是
为保障地方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而且往往在改革中，反改革的计划早
已在酝酿，在放的同时，收的绳索已经绷紧。一俟时机成熟，沙皇政府总是试图将
改革和让步悉数收回。在1906年4 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
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我建立了它（即国家杜马），我也可以毁灭它……将来就是
这样，请相信我”，于是，很快发生了“六·三”政变，开始了长达5 年的黑暗统
治，而且每一次改革都或多或少地缓和了阶级冲突和政治矛盾，也就不同程度地减
缓了革命爆发的条件和时机，甚至统治阶级以改革（改良）使革命遭受巨大挫折。
因此改革（改良）是沙皇政府反对人民革命的重要手段。列宁从革命的角度做了绝
好的论述，即“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各阶级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
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等等的失败的尝试”。
只有革命才能彻底否定旧阶级的统治，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起充分反映新兴阶级
利益的全新制度，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客观上讲，改革与革命的“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在一定条件下，
改革与革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地讲，在统治危机加剧，革命形势高涨，但发
动革命的主观条件（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理论的指导）尚未充分具备，统治阶级
就可以用改革缓和革命的危机，但是当改革失败，国内革命形势再度兴起，统治阶
级的行政管理失控，改革就有可能转变为革命。1859年一1861年和1879年一1880年
间出现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以农民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逢
勃发展。
当时的诗人形容：“现在脚底下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牢固而不可动的土壤了……
有朝一日，醒来一看，自己已处在远离海岸的冰块上。”但由于主观条件不具备，
并没有爆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渴望的人民革命。然而，
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则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