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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红色风暴之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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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进一步发展。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及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仅只希望有一块黑土
地,除此别无他求。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淳朴、热情、有才干、有美好的灵魂、
有“黄金似的”心,但却对一切都满足,“对一切都感谢”,不抱怨,不诉苦,甚
至对于死亡抱着冷漠的态度。他们尽是“温和的、忍辱的、柔顺的——他们可以使
得一个善良的人流泪,但是希望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点积极的创造性的原则的人看来,
他们就会撩起厌恶之情”。苏联时期集体农庄的建立更加强了这种集体主义。他们
追求一种“众人如一人”的局面。对“出人头地”的哥们儿,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抱有妒嫉和怨恨的心态,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拉下来,使他们与“众人”一个样;而
对落魄者,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则想方设法帮他们一把,让他们重新爬起来,与
“众人”一个样。另外,与自然斗争也要求俄罗斯人“协同作战”,齐心协力。因
此,“大伙儿一起上”、“众志成城”是俄罗斯人生活的要诀。俄罗斯人在社团里
习惯于自我约束,他们为达到某种结果首先采取共同行动,而且从不把这些成果与
个人活动挂钩。

    就俄罗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们一直在追求自由,追求一种无政府状态。
19世界下半叶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陀斯妥耶夫斯基在
其小说《罪与罚》中,以令人窒息的笔调描述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
无情鞭答农奴主阶级的残暴、野蛮,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虚伪性表示痛恨,由此而否
定政治,否定政府,幻想人民过上如兄弟般友爱的伦理纯真的生活。书中的主要人
物是贫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他因缴不起学费而退学,为付不出房租而羞愧,要
谋求职业又无人聘用。他住在一座5 层楼房的屋脊下边的阁楼里。这房子,“与其
说是一个房间,还不如说像是一个柜橱”。即使这样贫困的生活,他也还要靠母亲
和妹妹的接济才能维持。拉斯柯尼科夫富有同情心,他个人处境已极度窘困,在力
所不及的情况下仍乐于以微薄力量帮助比自己生活更苦的人们。他在下等酒馆里遇
到了失业的9 等文官马尔美拉托夫,马尔美拉托夫一家的悲惨处境使他深感痛苦。
正是对下层人民的这种真挚同情使他接受了酒店里那个大学生关于杀死一个贪婪、
残忍的老太婆,拿这个高利贷者的钱去救济穷人的主张。拉斯柯尼科夫认为是不平
等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人性论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人分
成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实际上正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是拉斯柯尼科夫同情
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不平凡的人”,极少数“超人”,实际上是奴役多数人的人,
即像拿破仑那种主宰世界的人。而拉斯柯尼科夫要证明的恰恰是自己是不是“超人”,
他是想以“超人”的资格当穷人的救世主。在支持他杀人的动机中,既含有对穷苦
人的同情,也含有他对穷苦群众实质上的蔑视,含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成分。

    然而,俄罗斯人在那动乱的时代里,在反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却使异族特征和专
制权利有机地侵入了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了俄罗斯那渴求自由的自发势力。俄罗
斯人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
且顺从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
与其性格格格不人的庞大帝国,又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警戒、防御和扩张的职能。
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之一。正如别尔嘉耶夫的发问
:“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观念的民族竟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什
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这恐怕要归因于俄罗斯受到的东西
文化的双重影响。

    最无国家观念的俄罗斯人民却几乎把所有的血液都抛洒在为巩固和保卫国家上
来。在1812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当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消息传开,立刻激发了
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热情,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民军,
其中14万人能直接参加战斗,4 .5 万人成为俄国著名将领库图佐夫的后备队。在
敌占区,游击战争开展起来,游击队的人数多达数千,在打击法国鬼子的战斗中起
了重要作用。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兵工厂,平时每月造枪8000支,而法国入侵以后,
每月造枪1 万多支。农民们也纷纷争献面包干、干草饲料、衣服、毡靴、手套等物。
莫斯科的居民由20万减少到不到1 万人,他们坚壁清野,不给法国人提供粮草,力
量对比很快向有利于俄军的方面发展。拿破仑在莫斯科逗留了35天,在俄罗斯严酷
的冬天到来之前,不得不下令撤回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法军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沉重
打击,入侵时的44万人,只剩下了3 万人。

    我们知道,在二战中苏联人民蒙受的牺牲是最为惨重的,他们一共损失了两千
多万人的生命。苏联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对于瓦斯科夫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描述,读了令人回
肠荡气——“在这次战斗中,瓦斯科夫记住一条:决不后退,决不能让德寇上岸一
步……这时,他胸中满怀激情,仿佛整个俄罗斯都在他背后,仿佛他,瓦斯科夫,
此刻是她最后一个儿子和保卫者,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只有他、敌人和俄罗斯。”

    德国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民族,与德国相邻的俄罗斯民族却缺乏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作为科学探索与认识的前提,在欧洲文艺复兴破除中世纪宗教迷信之后,
伴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获得发展,并积淀为一种文化特征。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迟
缓,在18世纪以前从未真正受过科学精神的洗礼。主宰俄国精神生活的,一直是东
正教,而东正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反科学、非理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它是不可
能在俄罗斯人身上培育出理性精神的。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以后,俄罗斯受到西方思
想文化的影响,但在它的意识里占上风的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直觉主义。在它的身
上东方的非理性成分多于西方的理性成分,因此在它的思想里感情往往超过理智。
俄罗斯人是跟着“心声”走,而不是跟着理智走。俄国是个文学艺术超级大国,却
没有真正的哲学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和俄罗斯人擅长感性体验、迟钝于
理性分析也是不无关系的。

    由于缺少个性自由,俄罗斯人有驯服、顺从的一面,可是缺少理性指引,文化
上的无归属感又使他们为种种情绪所左右,偏激且易激动。他们有时狂热、乐观、
豪迈,有时却又悲观、忧伤,他们要么将自己看得极其伟大,要么认为自己一无是
处。俄罗斯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屠格涅夫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
“屠格涅夫特别忠实地刻画了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特点和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
动的一面。”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如奥涅金、塔吉雅娜、毕巧林、万尼亚舅
舅等等,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很难看到他们的斗争精神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浓郁的爱
的,但他们一旦激动起来,则会怒不可遏,表现出惊人的顽强和坚毅。

    屠格涅夫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具有伟大精神的女革命家——“俄罗斯”女郎,
当她正以一种无畏的自我牺牲的决心、满腔的革命激情去跨过“门槛”时,看到的
却是“门槛”后面大厦里的一片黑沉沉的阴暗,几乎没有一点光明、温暖和希望,
她似乎立即就陷入了“为革命而献身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悲观、哀叹的痛苦之中
了。

    反映俄国国内战争的小说《恰巴耶夫》也向世人表现了易激动这样一个独特的
俄罗斯性格。小说对传奇英雄恰巴耶夫有这样的描述——“恰巴耶夫性格上的主要
特点是剽悍和骁勇……他与其说是自觉的革命者倒不如说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家。看
起来,他过分好动,老想变换环境,然而,他是农民起义队伍里一个多么独特的人
物啊,是一个多么光彩夺目的形象啊!”

    “恰巴耶夫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相处的,而且能够处得很融洽,但是他说翻脸也
就翻脸。嘿,他一发脾气,就大吵大闹……过了一分钟,气消了,反而觉得有点难
受。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开始回想,思考自己方才做过的事情……只要一认清楚,他
就主动退让。”

    别尔嘉耶夫断言:“斯拉夫民族正在取代那些曾经发挥过自己的作用的民族,
这些民族已经衰落了,而斯拉夫民族,是属于未来民族。在俄罗斯,早就出现了这
样的预感,认为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终将到来,那时,俄罗斯将赋予在精神方面实现
重大发现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移至俄国。”

    这不啻是在说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是天才。但在俄罗斯同样具有
巨大影响的“西欧派”的一些政论家,如恰达耶夫,却认为“整个世界都重新改造
过了,而我们这里却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躲在用木头和麦秸搭成的小棚子里混日子,
人类的命运完全不涉及我们”,俄罗斯人“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
何东西”;“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以
上两派对俄罗斯的认识具有多么大的反差!这不恰恰是俄罗斯人精神深处隐藏着的
那种偏激情绪的写照吗?

    19世纪以来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作家都由于一时情绪激动,走上了极端的道路—
—决斗。普希金从1819年起就热衷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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