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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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颖送给汝佶一方大理石镇纸。这方镇纸是明代王寅的故物，天然纹路十分精美：“一面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一面作双松欹立，针鬣分明，下有水纹，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两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题曰‘轻舟出峡’，一题曰‘松溪印月’，左侧题‘十岳山人’。”待纪晓岚自乌鲁木齐返京后，汝佶将这方镇纸献给了父亲。二十二年后，纪晓岚重温旧忆，不无惋惜地叹道：“余于器玩不甚留意，后为人取去烟云过眼矣，偶然忆及，因并记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亦即汝佶亡故十三年之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卷五第二十二则中忆及汝佶弥留之际的一件琐事：汝佶病危时，他的女儿为父亲焚化一匹纸马。汝佶绝而复苏，说：“吾魂出门，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仆王连升牵一马来，送我归。恨其足跛，颇颠簸不适。”焚化纸马的那个仆人闻听此言，流着泪说道：“是奴罪也。举火时实误折其足。”这则笔记说明，长子虽已亡故多年，他却依然久久萦绕在心间，难以忘怀。汝佶亡故时，纪晓岚曾亲为长子拟了一副挽联：“生来富贵人家，却怪怪奇奇，只落得终身贫贱；赖有聪明根器，愿生生世世，莫造次各种因缘。”（杨涛《纪晓岚外传》）这副挽联，既为长子的夭折而惋惜，也在埋怨《聊斋志异》这等“杂书”断送了爱子的性命。
常言说，物在人亡尤使人悲怆，而纪晓岚遇到的却是人亡物也亡。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四第二十八则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家中原藏有两方古砚，一方是明熹宗时镇守辽东的重臣熊廷弼的遗物，一方是明末著名总兵官孙传庭的遗物，均交长子汝佶收藏。“汝估夭逝，二砚为婢媪所窃卖，今不可物色矣。”古人云，睹物可以思人。纪晓岚遇到的却是：不仅长子人已亡故，连长子收藏的古砚也无物可睹。这该是多么大的悲哀！所以，他在家书中一再叮嘱次子汝传：“汝佶死后，（二砚）被婢妪所窃。此乃前代遗物，岂容散失，尔宜留意，时往古董肆及旧货摊上物色，务求原璧归赵。”此犹不足，在同一封信的末尾，他再次强调：“因得此砚，而忆及汝佶死后之失砚，嘱尔注意物色。勿懈。”对这两方古砚，纪晓岚所以如此不肯罢手，除却古砚本身的价值，还有睹物思人一层意思在内，是想为亡儿汝佶留个纪念。
长子汝佶死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汝佶迷恋《聊斋志异》等“杂书”以后，纪晓岚很失望，便把满腹的希望都寄托在次子汝传身上。汝传比长兄小四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纪晓岚出任福建学政，汝传随父到任，在衙署读书，此时他十六岁。他在写给马氏夫人的家书中说：“二儿早经娶妻生子，阅历稍深，堪为雁行之导，宜嘱其加意防范，勿使其误交损友，引作狭邪游。”寥寥数语，纪晓岚望子成龙之心切，已跃然纸上。他希望汝传不要交结坏朋友，不要去逛妓院，要做弟弟们的表率。纪晓岚在写给汝传的家书中更是耳提面命，不肯放松分毫：“当世宦家子弟，每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不知重与不重，视所自为。苟道德无愧于贤者，虽王侯拥彗不为荣，虽胥縻版筑不能辱。可贵者在我，在外者不足计耳。如必以在外为重轻，待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则舆台仆妾，皆可以自操荣辱，勿乃自视太轻耶。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于书，言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标本之论，尔当录作座右铭，终身行之，便是令子。”这段话给儿子讲如何做人的道理，虚实相间，深入浅出，教导汝传万万不可学纨绔子弟，以势欺人。
纪晓岚不仅对次子寄望尤殷，对次儿媳赵氏也颇为满意。他在写给汝传的家书中说：“昨得尔母来书，云此次得以不死，全赖次媳纯孝格天心，始得喜占勿药。盖当病笃时，尔妇曾背人割臂肉入药以进。并且两月来，夜夜衣不解带，在病榻前侍奉。家门出此孝妇，殆尔母平生未尝骂奴扑婢，因是修得之耶。荣幸之至！”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三第七十则中又说：“次子汝传妇赵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尽孝。马夫人称其工容言德皆全备，非偏爱之词也。不幸早卒，年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惋惜之情，尤在言外。
纪晓岚得三子汝似时四十三岁，得四子汝亿时六十一岁。汝似比他长兄小二十四岁，汝亿则小四十二岁。也许是年龄相差太多的缘故吧，到纪晓岚辞世的时候，四子汝亿才二十一岁，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倒是对三子汝似颇多述及。他在写给汝似的家书中批评三子：“尔之诗文，果然语语珠玑，绝无瑕疵可摘，人皆赞美之不遑，乌有人指摘一字？尔莫谓登贤书是尔学问优长，有以致之，乃是赖余之微名，始得侥幸成名，莫怪士林中啧有烦言。”他在信中告诫三儿“以后勿再傲岸自大，愈谦抑，则人愈敬重，愈狂妄，则人愈轻视”，并给他讲了一个葛生“纵意狂谈”、“高自位置’、最终招致鬼魂痛驳的故事，告诉他“勿蹈葛生之覆辙，戒之，戒之。”汝似年轻时极喜打猎。对此，纪晓岚颇不以为然，曾三次写信相劝相戒。他在第一封信中说：“新春游戏之事亦多矣，猜灯谜，放纸鸢，皆属有益无损之举。偏尔不为，而喜人山林旷野张弓布网，猎取斑鸠、野兔，以供大嚼。夫生前口腹造孽，死后罚转轮回，投作猪、羊、鸡、鸭，任人宰割烹调……至于鸠焉、兔焉，并非供人口腹之物，食之岂不罪过。若为游玩计，则载酒听鹂、登山观瀑，尽足消遣；若为馋吻计，则鱼肉荤腥尽可大嚼，何必为一饭之微而残杀禽兽之生命耶？戒之，戒之。”他在第二封信中说：“尔好射猎，前已告诫，可曾遵改否？尔须知无端残杀生物，终必偿命。”他对汝似为病后补养“日食童鸡一头”，在第三封信中又提出了批评：“纵有补身之功，太觉造孽矣。”再次强调：“莫谓羽族无知，既能报德，必能报仇，戒之哉！勿再日杀一鸡，以重口孽。”纪晓岚这种因果报应、阴阳轮回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许多故事也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
纪晓岚对汝似的交友也十分关注，在《蒋东桥兵部五十序》中，他说“余颇恶儿辈事征逐。”起初，他见汝似与兵部主事蒋车桥（号东桥）之子蒋诗（字秋吟）来往频繁，甚不高兴，不久见到蒋诗的《考具诗》，知此子能传其家学，方“听其往来勿禁。”蒋诗通过汝似求纪晓岚为其父蒋东桥五十大寿做序。尽管纪、蒋二人从未谋面，他还是愉快地答应了。此后，竟一发而不可收拾，由子交而父交，遂成两代世谊，纪晓岚频频为东桥父子的诗文画作题咏。约在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四年间（1786—1789年）蒋诗画了一幅《江边垂钓图》，纪晓岚为之题诗：“买得渔庄近钓矶，每逢风浪便先归。门前万里长江水，一任惊帆片片飞。”对青年时期的蒋诗即有此超然洒脱之情，不禁赞自由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他又为蒋诗的《考具诗》做跋：“辛亥七月，偶于姻家陈君闻之处见此册，诵读再三，喜其点化故实，笔有炉锤，而寄托又复深远……因题数语于册末，以质当代之称诗者。”对蒋诗的诗才，也颇多赞誉。嘉庆元年（1796年），蒋诗做《保阳诗》，纪晓岚又为其题诗云：“莫讶行踪多落落，前生似是六朝人”、“攸然长啸人高云，天马行空气自豪。”赏识激砺之情，已盎然纸上。约在嘉庆二年（1797年），蒋诗的诗集《沽河杂咏》编次成书，纪晓岚又为之做序，说：“余不至斯土（指天津长芦）五十余年矣，读之，宛如坐渔庄、蟹舍之间，与白头故老指点而话旧也。”又说：“读秋吟所引，风流婉约，亦足当尝鼎一脔。”《沽河杂咏》勾起纪晓岚对往事的串串回忆，故而引起他与蒋诗在思想上的共振。纪晓岚为东桥父子题咏的最后一笔是为蒋东桥的遗照题写的两首五律。他在诗中回顾了两代友谊的发端，说是“久与东坡友，原应识老泉”，将东桥父子比作了苏洵、苏轼父子，可见对东桥父子的推崇之重；又说，今日东桥兵部已经作古，“空教图画里，风度想当年”，实在令人黯然神伤；使人稍得慰藉的是还有东桥兵部的遗照在，“伊人如宛在，便拟一招魂”，真是追忆之思，悠远而绵长。纪晓岚对东桥父子的情谊，始自三子汝似；此后的不断发展，为的也是汝似，可见对汝似的爱重之深。
纪晓岚不仅对汝似，而且对汝似之妻井氏也颇为满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疼爱他的四婶去世。他“敬遣第三子汝似妇井氏，以刚鬣柔毛、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四叔母尊灵”，并特意在祭文中交代：“子妇井氏，本叔母之外孙女，适归宁还里，得与其母同归旧土，谨遣代荐芳醪，略抒沉痛。”由此亦可看出他对三儿媳的信任与倚重。
纪晓岚的长孙树馨是次子汝传的长子，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一日，比他的四叔汝亿还大十三岁。嘉庆元年（1796年），由一品恩荫任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嘉庆九年（1804年），又升任刑部陕西司郎中。这两次擢拔，纪晓岚都有谢恩折子。后来，纪树馨曾出任湖北宜昌府知府。对长孙树馨，纪晓岚尤为关爱，且时时引为骄傲。树馨曾得一紫玉砚，他亲为长孙题写砚铭：“端州旧砚，稀若晨星。树馨得此，我为之铭。摭一语于葩经，曰‘尚有典型’。”葩经《诗经》的别称，“尚有典型”一语，出自《诗经·大雅·荡》。纪晓岚在铭文中引用此语的意思是说，其孙树馨的人品尚有古君子遗风。他在写给朝鲜友人洪耳溪的书信中也情不自禁地夸奖树馨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