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国美食-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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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
身为北人，千里迢迢去仅有零星小雪的南方过冬，贪图的是一份浪漫。虽然尚处暮冬，石头城里渐呈春暖花开的征兆，我叹服于“阳春白雪”这个一向以为矛盾的成语何其贴切。连雪景都像坐在安详的红泥小火炉边所观赏的，温情脉脉。
在新街口附近以“乌篷船”命名的小餐馆里（好雅致的名字），我和青梅竹马时期的女友找到了小憩的位置。女友姓季，在这座婉约如宋词的古城中创业，比早年反倒多了几分豪爽
，一落座就吩咐浙江籍的老板，温一瓶老绍兴的加饭酒来。那瞬间我恐怕联想到《三国演义》里：“温酒斩华雄”的典故，又好奇于江南老酒如何的温法。我见过北方掺开水温白酒的铜壶，不以为然。我和美丽的女友带着踏雪寻梅的兴致重温一番初恋时的旧路，确实需要借助两盅浅斟低吟的陈酒来缅怀多年前的志同道合。我说：如果当初你不是那么爱哭的话，恐怕就嫁给我了。她回答道：“不相信你有那样的海量。”弦外之音是我无法包容她刚烈的个性。唇枪舌剑，在旁人眼中，我俩尚未举杯齐眉就开始行酒令了。
老板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钢精锅，从灶房跑出。那瓶加饭酒被他完全倾倒在锅里，像煮汤般烘烤了片刻。满屋都是糯米酒的香味。女友又讨来袋装的话梅，往彼此的杯子里各抛了几粒，用热酒一冲，让我仔细品一品。酒的滋味确实不同以往，这种煮酒的方式更令人耳目一新。我又想到了《三国》，不过是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一段。在阴湿的雪天里煮酒就像努力发挥某种精神，有不饮自醉的魅力———当然后半句话应该奉献给石头城的季姓女友，感谢她帮助我真正认识了绍兴的“加饭”。据说花雕之类都可以如此饮用。
回到北方，我也曾在炉上模仿过几次，都不太成功。就像第二次恋爱便不如初恋那般新鲜醇厚，饮“加饭”热酒宜在仅有零星小雪的江南，宜在灯火通明的“乌篷船”，宜有青梅竹马的女友相陪，宜忘却如影随形的功名利禄之类的世俗诱惑———对于天涯羁旅的我而言，这才是“加饭”的滋味，这才是平淡如昨然真纯不变的生活的滋味。
西安的稠酒
频繁出差，办事之余兼顾访酒，全国各地的名酒几乎尝遍了———当然，浅尝则止。每结识一种新品种就像交往了一位新朋友，好长时间都惦记着。最难忘的，居然是西安默默无闻的稠酒。在西安吃的第一顿饭是贾三包子，主人冲伙计挥挥手：“去烫一壶酒来。”拎上来的是一只铜壶，热气腾腾，满屋子弥漫着类似四川糟的香气；倒在玻璃杯里，呈乳白色，像热牛奶或米汤。口感极佳，是沁人肺腑的那种清甜，香气像掺了桂花。问伙计，伙计说没有，又解释稠酒自古以来就是这味道。话中有话。详细打听，方知汉唐时饮用的都是这种
粗糙、浑朴、未经再加工的米酒———估计那时代蒸馏白酒尚未诞生。这顿时给饮者以传奇的感觉了，不禁刮目相看。
我进而联想到，李白喝的就是这种古老的酒。有杜甫的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或者说得更玄妙一点，这种酒正是李白写诗的助手。不断深化的联想使我激动起来。窗外的松涛如同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对我耳语：将进酒，杯莫停……哦，这唐朝的松涛，吹拂着李白也吹拂着我。唐朝的诗人们大多嗜酒如命，也经常诗酒唱酬，至于李白———简直将酒视若灵感的源泉。这种古朴的稠酒，居然就是当时诗人们灵魂的魔术师；他们创造了这个国度诗歌的黄金时代———作品中冲天的才气令后人赞叹不已。我们又怎能忽略稠酒的功劳？它毕竟曾经为诗人们的造化援助了一臂之力。
今天，我们正坐在这条河流的下游。这是一条怀旧的河流，稠酒，自然是一种怀旧的酒了。我想，从此以后，掀开唐诗三百首的随便哪一页，都会回忆起稠酒那陌生又熟稔的气息，回忆起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稠酒，糯米酿制，它诗歌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其酒精的含量。读唐诗也能醉人哟。
三杯下肚，浑身洋溢着早春的暖意，再看看周围的宾客，皆面若桃花———这都是稠酒的效果。此时我才知道它不简单了；它不仅陶醉你的肉体，更能陶醉你的灵魂，使你重温遥远的人物，和遥远的事情。酒浆里沉淀着人类的往事呢。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摇滚音乐叫《梦回唐朝》。现代人若想梦回唐朝似乎并不困难，至少有两条途径：第一就是闭门读唐诗，第二就是买一张火车票去西安———但是去了西安可一定要喝稠酒哟。稠酒是西安的特产，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饮品。
酒吧（1）
北京酒吧业的繁荣，使我发现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登陆。邻近使馆区的三里屯一带，居然有数十家酒吧星罗棋布，虽然不乏金发碧眼的洋人光临，但痴迷其中、留连忘返的大多是我黄皮肤的同胞，从阳光灿烂的日子拖泥带水走过来的北京青年们，就像逐渐接受打的、卡拉OK、蹦迪、桑拿之类新事物一样，一下子就喜欢上泡吧这个现代语汇。这个“泡”字用得很经典，虽然在此之前也流行过泡妞的说法———毕竟都是各领风骚的时尚，中国人所理解的时尚，仍然是时髦的代称———而时髦是需要像赶火车一样去赶的。于是，在海淀的学院
区，以及东西南北各个城区，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借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夜夜笙箫，处处楼台。
酒吧究竟有怎样的魔力？人们究竟在高脚酒杯里玩味着怎样的情调？我想来想去，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姑且称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吧。难道不是吗？酒吧那超凡脱俗的氛围制造的幻觉、恐怕正应验了这些青年男女内心朦胧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吧。玩来玩去，玩的就是心跳，最好玩的还是情调———比物质更经得起玩的还是精神。恰恰是在玩法中能衡量出层次的高低之分。
我对酒吧本身并无怨言。即使说得最刻薄了：北京的酒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第三世界的青年（或白领阶层），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羡慕与刻意模仿。他们如获至宝把玩不休的，不过是别人手中玩旧了的事物……我只关注着跟酒吧有关的一些文化现象。这才真正地令我遗憾：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人，怎么也玩起小资产阶级情调来了？而且不玩则已，玩起来则一发不可收，如同徐志摩在本世纪上半叶游玩“肉色的巴黎”时所咏叹的：浓得化不开。小资产阶级情调，其实是一道太甜太腻的剩菜。吃多了，会倒胃口的。
譬如，北京诗人大仙，迷上了泡酒吧，诗风大变，专门为三里屯酒吧的街长巷短、一草一木逐字逐句写了近百篇随笔，除了在多家报纸开设“三里屯泡吧札记”专栏，这本叫《一刀不能两断》的随笔集居然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据说发行量不低。我慕大仙之名而翻阅，发现不过是一场接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诗人纵然海量，也不该随便浪费才华。中国写酒写得最成功的，只有一个李白。大仙泡在酒吧里，反倒成了井底之蛙。摆出新贵的姿态写酒，顶多能成就个现代柳永———喝的是扎啤，一落笔全无酒精的烈性。
譬如，新市民小说的代表人物邱华栋，一读他的小说我闻见的总是洋酒的味道。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无数次地背靠吧台坐在高高的转椅上，专点酒柜里那一排排有像蝌蚪一样浮动的洋文的酒瓶，一点也不觉得累。那些酒他是喝遍了，还是把商标全抄下来了？即使让一位演员每天这么表演一番，也会索然无味的。读他的小说，就像是参观洋酒及各种进口商品的博览会。他一次又一次说着：“我还活着，一个又一个夜晚，坐在圣心酒吧里一盎司又一盎司地喝着这种能带来无穷快乐的龙舌兰烈酒。”看来他还是没有喝醉。如果真喝醉了写小说，会更有回味一些———至少，会忘掉那些古怪的酒名的。邱华栋所谓的新市民小说，其实是写给买办阶层的情书，可简化为一句表白：“我爱你呀，洋货！”
又譬如，某些或谋求与商业接轨或耐不住寂寞的摇滚乐队或歌手，开始进入酒吧“卖唱”了，为了“招徕听众”吗？我总觉得这是令人心痛的“降价”（或降格）的姿态。灯火暧昧的酒吧，只配放放古典音乐或流行歌曲的；胸襟狭隘的排档，如何容纳摇滚这只气吞万里如虎的“钢铁猛兽”？在这小资产阶级的温柔富贵乡里浸泡久了，只会孵化出软骨头的摇滚：重金属变得轻飘飘的，人类逐渐丢失嚎叫的本能……绝对不能用声带去换扎啤的，这不是等价的交换。
还譬如，跟摇滚一样，诗歌（这文学中的最强音）也开始借助酒吧的台面了。最早是一对诗人夫妇开了黄亭子酒吧，因为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而出名———“东方时空”还介绍过。随即迎来众多酒吧的效仿———继网吧、音乐吧等等之后，出现了诗吧的现象。许多文学活动都转移到酒吧召开了———两者之间，不知究竟是谁附庸风雅？诗人们寄身于酒吧的屋檐下朗诵，发挥水平各有不同———毕竟是在别人（商人）的地盘上。有一次，“嚎叫派的中国传人”伊沙自西安来北京的黄亭子酒吧朗诵，表情很腼腆，声音也没敢很放开（恐怕没有朗诵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