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国美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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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阳鸡（2）

　　　　去到东阳吃过东阳鸡，尝了麦饺以及其他的东阳特产，我觉得东阳的食文化是发达的，我甚至敢肯定，这东阳鸡的制作方法一定是文人所发明，想想其他业中人士亦或百姓，怎么可以花上如此之繁琐的工艺，加上如此之长的时间来制作一道菜呢？

　　　　哦哦，东阳鸡，这样你可是进不了京城了，这里的人吃制作粗糙的美国炸鸡，吃肯德基家乡鸡，如今是大家都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啵。我总算是品尝到东阳鸡了，何时有闲，还真

　　想再去一回东阳，再品一回那不触烟火的东阳鸡哟。

　　　　青梅煮酒

　　　　身为北人，千里迢迢去仅有零星小雪的南方过冬，贪图的是一份浪漫。虽然尚处暮冬，石头城里渐呈春暖花开的征兆，我叹服于“阳春白雪”这个一向以为矛盾的成语何其贴切。连雪景都像坐在安详的红泥小火炉边所观赏的，温情脉脉。

　　　　北京的茶馆（1）

　　　　京剧是国粹，茶文化同样也是国粹。老北京的茶馆，是一种市民气息很浓的茶文化———跟文人雅士的茶道稍有区别。茶道，说起来太高深了，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方能得其道。明明是喝茶，偏偏雅称为“品茶”，似乎在品尝人生的滋味。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老北京的茶馆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是清净之地，常常是喧哗且热闹的。这跟北京人的性格有关：他们怕冷清，爱交流，尤喜扎堆儿聊天（或叫侃大山）……茶馆便提供了这样一块谈天说地、呼朋唤友的社交场所。

　　　　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茶馆遍及街头巷尾。而同时，在法国巴黎，流行的则是咖啡馆———艺术家们甚至在咖啡馆里举办画展、沙龙。可见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老舍是最关注茶馆的，因为茶馆里聚集的都是他感兴趣的人———不仅对他们的话题感兴趣，更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他写过一部叫《茶馆》的话剧。直到今天（半个世纪以后），“人艺”还经常重演这部经典———据说演员已换到第五拨了。只是看《茶馆》的人（包括演《茶馆》的人），都是未曾身临其境泡过茶馆的人，想象不出茶馆昔日的辉煌。他们对于《茶馆》很熟悉（甚至背得出人物表），对于真正的茶馆又很陌生。现代青年，更偏爱去三里屯泡酒吧，更痴迷于欧风美雨。

　　　　老舍的《茶馆》，是在为那个时代的北京立传啊，为那个时代的北京人树碑啊。为感谢他的一片苦心，前门一带特意开了家老舍茶馆，模仿旧时代的风格———偶尔还会有一段京剧演唱之类的节目。慕名而来的顾客，不知究竟为了喝茶呢，还是为了怀念老舍———那已不存在的主人？我是把它当作北京城里的老舍纪念馆———只不过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罢了。点一壶茶，相当于买一张门票了，我便跨进了时光的隧道。我便看见了老舍的影子。老舍茶馆里的茶，比酒还要醉人，五味俱全。这是几十年的光阴浸泡的———老舍已经殉难38年了。但只要茶馆还在开办、还有人光顾，便证明老舍仍然活着，仍然活在北京城的记忆里。一位永远活着的死者。

　　　　前门的大碗茶鼎鼎有名。骆驼祥子喝的就是这种茶。用碗而非用杯喝茶，也算老北京百姓生活的一大特色。大碗茶，何其慷慨、豁达、朴素的名称。我刚移居北京时，大碗茶只卖三毛钱一碗（而一瓶二锅头也只卖两块钱），如今都已经涨价了吧。

　　　　清末的茶馆，种类颇多。最高档的是清茶馆，早晨供纨绔子弟遛鸟后休憩（棚顶有挂鸟笼的位置），中午供商贩们谈生意。还有书茶馆（有说评书、唱鼓词的艺人演唱助兴），棋茶馆（茶桌上画有棋盘，供顾客对弈），酒茶馆（兼而售酒）等等。总之三教九流皆寻找到符合自己趣味的乐园。《“批判”北京人》一书分析：“茶馆在更空的意义上，已经从凡夫俗子、商贾富人的娱乐场所变成了处于困境、陷于迷惑的人的人生避难所。大多数人，从茶馆中感觉的是一种极实际而精神性的享乐。说它‘实际’是因为不耽于幻想，将享乐落到了实处，这实处便是清茶与点心；而说它‘精神性’，是因为不溺于现实，将享乐远离大吃大喝，偏重于和谐宁静，自在自得的气度与风范。这里面包含着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是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它是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对快感的寻求与获得，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或休闲手段。在这种休闲方式中，北京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满足。”老北京人借助一杯清茶，怜惜着自己的影子。在茶馆的热闹气氛里，他们忘却了孤独。在泡茶馆的轻松感觉中，他们获得了瞬间的自由。在这远离琐事与俗务的时刻，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他们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潘治武写过一篇《旧京茶馆面面观》：“老北京的茶馆遍布于全市各个角落，无论是前门、鼓楼、四牌楼、单牌楼等通衢大道旁，还是多如牛毛的偏僻小巷中，茶馆如星罗棋布。正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一样，民国以来社会的动荡、百业萧条，本小利微的茶馆更难以维持，至解放前夕，北京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了。”茶馆衰落，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是一种令人琢磨的文化现象。时代变了，闲人少了。即使有闲时，恐怕也没有闲心了。或者说。“闲”已不再是值得炫耀并令人羡慕的人生理想了。

　　　　三十年代，中山公园的茶座极有名———相当于今天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吧。共有五、六处之多，最热闹的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许多老人至今仍记得它们的名称。茶馆逐渐演变成茶座，而且转移进公园里（帝制的时代，这些公园都是皇家禁地），可见北京人越来越讲究周边环境了，讲究背景了。坐在曾经为皇帝一人所垄断的坛庙社苑里自由自在地喝茶，感觉良好。难怪谢兴尧说：“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我个人觉得这种话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荒诞。因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气，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丽而古朴的建筑，有极摩登与极旧式的各色人等，然而这些还不过是它客观的条件。至于它主观具备的条件，也可说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别的地方所能赶上的，则是它物质上有四时应节的奇花异木，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大柏树，每个茶座，除了‘茶好’之外，并有它特别出名的点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这里，因自然景色非常秀丽和平，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至于公园里的茶座，究竟是茶馆的退化呢，还是一种进步？在客观环境以及饮者的心态方面，茶座肯定比茶馆更具开放性，也更能加强天、地、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北京的茶馆（2）

　　　　茶馆自然不是北京的专利。四川、云南等地的茶馆，不见得比北京逊色。但南方与北方的茶馆文化，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北京的茶馆，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人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反映。北京的茶馆之所以名扬天下，一方面有老舍的关系（他替北京茶馆做了活广告），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部活话剧，它的兴衰、它的客人们的命运，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影子。在全中国，似乎没有谁比北京人更幽默、健谈、贪玩、闲散以及关心时政了，所以北京人泡茶时的话题，应该算最丰富且有趣的了。

　　　　茶馆也是他们渲泄才华（哪怕是口才）的地方。至于喝茶这一行为本身，反而是次要的了。老北京的市民，一般都酷爱茉莉花茶，四季饮皆。这就很使精于茶艺的南方人鄙夷，南方人觉得绿茶才是正宗，所谓的花茶，要么因为这茶叶不新鲜（加茉莉花瓣烘烤后既能掩盖异味，又便于储存），要么是嗜好者并非内行：重视花香却忽略了茶叶本身的清香。北京的茶馆，确实远离那神圣的茶道，北京人也不相信品茗就能羽化登仙。但这恰好证明了北京人喝茶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人来客往的茶馆是个大舞台，泡茶馆是为了看戏、听戏甚而至于演戏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茶馆是社会的缩影。

　　　　南京的茶社

　　　　在北京，洋味十足的三里屯酒吧使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老舍茶馆相形见拙。而在我的故乡南京，却很难见到酒吧的踪影，茶馆的生意依然红火。可见南京是一座很传统的城市。

　　　　这恐怕跟南京人的性格有关。就像我的舅舅来北京旅游，有一天晚饭时突然要我下一碗面条给他吃。因为事先没预备，我有点为难：“面条有什么好吃的？”他犹豫再三还是说了：“今天是我生日。”我赶紧要去楼下的超市买一个蛋糕，被他劝阻了：“中国人过生日，还

　　是吃面条合适。”他发现冰箱里有几袋康师傅，就说：“用这个代替也可以。”那天晚上，舅舅象征性地用方便面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一袋康师傅，成了他的长寿面。他觉得还是插满蜡烛的比奶油蛋糕更像一种仪式。我舅舅是很典型的南京人。

　　　　我有许多老乡自南京来，都要慕名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逛逛，结果却总是失望：“多挤呀，多闹呀，怎么也不如泡茶馆舒服！”他们最烦的是有摇滚乐队伴奏的那种，从对茶馆与酒吧的好恶，也体现了两座城市的区别，南京是“偏安”的，古典的，无法像北京那样成为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国际大都会。在南京，即使新人类也习惯在茶馆里挥霍青春。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