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论-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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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一种情况下“异化”一词是指事物的当前状况，不说明它的起源。

　　　　五、异化是由什么还是由谁造成的？是主体自己同什么关系、准则、价值异化抑或相反，即这些关系或事物同主体异化？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弄清主体的定势即对有关现象的态度，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弄清客观的社会过程。

　　　　六、异化的一般前提是什么？一般生存条件、具体社会条件（私有制、社会分工）和个体心理因素在异化的产生上起什么作用？

　　　　七、克服异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是什么？

　　　　在触及异化问题的哲学社会学著作中，注意的重点是宏观社会过程：劳动过程导致人的贫困和空虚，人的活动本身异化；同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异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社会机构和准则同劳动者异化（官僚制度）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生活异化。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异化问题的主观方面、亦即个体如何看待和体验这些社会过程也很重要。美国社会学家西曼提出了六种社会心理异化形态：无奈——觉得自己无力监督事态；茫然——觉得个人和社会事物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离经叛道——必须用社会不赞可的手段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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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的；文化隔离——否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集团公认的价值；自我隔离——参与不能使人满足和被视为“外在必然性”的活动；社会孤立——觉得自己为周围的人们所拒绝、所排斥①。

　　　　西方社会学家的经验调查表明，在劳动领域中人们最常感到无奈、迷茫和自我异化。失意即希望工作有趣和容许发挥主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对劳动道德和劳动生产力乃至劳动者的整个心理自觉和自尊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例如，柯恩等人经过大量调查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材料②。

　　　　１９６４年，他们采访了从事不同职业的３１００位美国人（包括高级行政人员和专家，经理和中等雇主，机关职员和技师，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十年后即１９７４年，对这批人中的６８７人和其中一部分人的妻子——２６９名职业妇女进行了重访。重访的任务是了解社会阶级身分和具体劳动条件对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功能有什么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个体在企业等级结构中所占的位置和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的复杂程度，工作者的自主程度和责任大小，外界监督的性质——监督是经常性的还是仅仅检查劳动结果，工作程序的固定程度，等等）

　　　　，以及其它各种客观因素，通过统计数字同被试的价值取向、思考过程的灵活性、自尊

　　　　①西曼，Ｍ。

　　　　：《异化实验研究概论》，载吉耶，Ｒ。

　　　　Ｆ。和斯柯维特杰，Ｄ。

　　　　Ｒ。

　　　　，等：《异化论》，莱顿，１９７６，第２６８页。

　　　　②柯恩，Ｍ。

　　　　Ｌ。

　　　　和史库勒，Ｃ。

　　　　：《劳动与人格——社会分层化动力调查》，诺沃德，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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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心情等等作出对比。柯恩等人经过十年间隔对同一些人进行再试，记录了被试十年来在地位、观点和心理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他们没有单纯追求获得统计学上的比较材料，而是力求同时看出因果联系。

　　　　这些调查表明，劳动性质同个人的价值取向、心理过程和自我意识有密切联系。人们很重视自主性，也就是自己作出重要决定的可能性。这可以从人们对社会、对自己和对子女所采取的方针上看出。具体劳动条件也很重要：比较复杂和自主的工作有利于发展比较灵活的思维和对自己、对社会的自主态度；反之，死板的劳动限制劳动者的自主性，使他的思维也比较死板，并且促使他对自己、对社会采取从众的态度。

　　　　劳动活动相对自主的人不受繁文缛节的外部管束干扰，对自己劳动的内在意义和人的价值有较好的感受和认识。反之，不分巨细的外部监督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无能，这种无能感往往又外推于整个社会，有时还会引起神经和心理失调。

　　　　上述因素对个人的心理也发生影响（不论什么人——工人、职员、工程师）。人在劳动中愈少可能发挥主动性，他在其它生命活动领域中也愈容易取向于外界权威，愈容易觉得自己岌岌可危，因此出现各种情绪不佳的概率也最大。

　　　　在劳动中形成的各种品质，也会在业余生活领域中表现出来（劳动比较复杂和自主的人，其业余生活也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智力性）

　　　　，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劳动比较自主和具有较大心理灵活性的人比较注重子女的自主性，并且以相应的方式教育子女）。还有反向的联系：认知的复杂性、灵活性和自主性会提高个体对自己劳动的内容和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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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联系在中小学生们那里也可以看到：比较自主和内容深刻的教学活动同智力灵活性较高的学生相适应。换句话说，学习也是同样性质的劳动。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来说，这些具体社会学调查的结果可以说是尽在意料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劳动活动是个人发展的最主要领域，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强调，劳动活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在亚多夫主持下，一些苏联社会学家研究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在劳动与业余两个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对一组列宁格勒工程师进行测验，把他们的劳动活动的内容复杂性和自主性同他们的业余生活的积极性和选择性加以对比）

　　　　，结果显示了一系列相似的依从关系，这种依从关系构成人与人的风格差异。

　　　　西方社会学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不仅是、也不主要是受直接劳动条件制约的。柯恩承认“主要劳动条件植根于更一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但是他只字不提在资本主义企业的范围内是否可能解放劳动。关于宏观社会因素在劳动异化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早已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他深刻分析了劳动活动的结构，深刻分析了与劳动者不能监督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关联的异化根源。直接劳动条件虽然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有变化的。比如就说自主这个概念吧。

　　　　一个传统的私人业主受市场自发性和其它无法控制的因素支配，甚至可能超过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的一个职员。

　　　　但是，传统的私人业主主观上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生产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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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动由他自己计划和规定，他根据经营结果评价自己的成败。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公司制资本主义。一个官员即使地位很高，也只是一部官僚机器的一个“螺丝钉”

　　　　，某一无人称性整体的一个“代表”

　　　　，别人评价他的活动的标准以及他在这一角色中的自我评价标准，不是实际做了什么，而是他的活动在长官眼里看来怎样。活动的取向不是实在结果，而是造成的印象，因此活动必然从对象性活动变为假象性活动，并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对这种思维方式的特性作过准确惊人的分析。

　　　　一方面，官僚机构夸大自己的现实可能性。

　　　　“对官僚说来，世界不过是他活动的对象。”

　　　　另一方面，官僚机构维持功能的基本原则是“盲目服从……对权威的信赖……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作用”

　　　　①，这个基本原则破坏了官员等级结构各个环节之间的反向联系，实际上使官员等级结构变得收效甚微。上级了解某一部门的工作情况必须去找主管这个部门的官员。但是，对于这个官员来说，“在他的辖区内是否一切都很顺利，这首先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治理得很好的问题”。一般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怀疑自己的，至少也是从不承认有什么问题的。

　　　　“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认为情况远不是那样糟糕，另一方面，即使他认为情况确实很糟糕，他也只会在他的治理范围之外去寻找糟糕的原因——一部分是自然现象，这决不取于人的意志，一部分是个人生活条件，这不取决于行政当局，一部分是偶然性，这不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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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决于任何人。“

　　　　①

　　　　结果，“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上级要了解一切具体情况都得依靠下级，下级在理解一切全局性的问题上都得相信上级，结果，上级和下级就互相使对方陷入迷误……就官僚本人来说，国家的目的就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②

　　　　用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这就意味着，一个不属于官员等级结构的人，面对这架庞大的、精心装配的和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官僚机器，必然感到自己是渺小的、软弱的。而由于这架机器实际上是在那里空转，从而整个社会的忙忙碌碌以及个人的奔波周旋也都变成了愚蠢的、荒谬的。卡夫卡对这种心理状态有过精采的描写。决定个人存在意义的那种实际自主性，已经根本无从说起。至于官员们自己，则恰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所说，他们“只顾谨小慎微地运用烦琐精细的规章，而顾不得考虑他们的行动目的本身了”

　　　　③。这也影响他们的心理特性。沃纳归纳了对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一次大型调查，他写道：“联邦领导人虽然完全有能力成为行动倡议者，但是他更喜欢对局势作出反应，而不愿主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