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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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资补贴

——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他们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原先的体制是公平强调得过了头，结果是缺乏效率，大家一起受穷。后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强调效率而牺牲一时的公平。但效率和公平也并非永远互相对立，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落入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境况，从这种境况走出来就同时可以满足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学对提高效率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大量可贵的成果和经验。但是对公平的研究似乎大大地落后，甚至什么是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平等还在剧烈的争论之中。

经济学对提高效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价格应等于边际成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就可使价格趋于边际成本。此时一切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为经济利润）将趋于消失。此时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优。人们常说，美国的物价低，社会富裕，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令价格降到边际成本，结果每个百姓都亨受到杜绝了浪费的富裕生活。相反，靠着价格诈骗，欺行霸市，垄断信息。假冒伪劣来致富，少数人富了整个社会都要长期受穷。

对于垄断性产品的定价，市场所能起的作用甚为有限，此时就要靠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此类产品的价格时，应遵循上述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不允许对某些产品定低价，另一些产品定高价，再以高价产品的盈余去补贴低价产品的亏损（我同政府常用的原则，而且至今没有受到检讨）。除非这种定价确实有助于实现公平。譬如对高质粮食定高价，将盈利用来补贴吃低质粮食的低收入群众（即使是出于公平，政府的政策，也还得考虑是否会伤害生产低质粮食的农户）。

本文要讨论的政府对邮资的补贴（指邮资涨价之前），是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的定价政策，现在一封本市平信仅贴0．1元的邮票。外地邮资仅0．2元。实际的成本已数倍于此。估计一年政府为此支付的补贴达数十亿元之巨。这笔钱补贴给了谁？给了寄信多的人。什么人寄信多？是收入高的人才多寄信。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也不见得寄上一两封信。由于邮资偏低，可以用电话解决的事也改用信函，于是造成邮件拥挤，难于招架。所以此项补贴对效率和公平都只起坏作用。

邮政部门用什么钱来补贴这几十亿元的大窟窿？只好靠其他方面收高价。这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效率损失，例如报刊杂志的发行投递费，要收到报刊个身价的35％。现在一本杂志定价多在3元以上，邮局要收1元多的发行费，远远超出了其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扭曲极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争这部分利润，沈阳、大津等地组成了民营的发行网。从这里看到，放着已有的高效邮政发行系统不用，另外再去组织一套班子搞发行。社会的资源配备失当，浪费在所难免。

邮政系统为什么要补贴邮资？我曾问过邮电部的领导。答复是有助于稳定物价。可是物价水平之所以上涨恰恰是因为经济效率低，国家要拿钱搞补贴而造成的。靠国家补贴来稳定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这一点不想通，物价将无望稳定下来。

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价格脱离边际成本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出租车定价脱离边际成本，表现为起价高，短距离乘客就不愿叫车；停车时间不计价，造成拒载增加，乘客叫车的时间加长；不允许豪华车降价，只能靠不公平竞争来维持生意，结果增加了空驶里程（“面的”到首都机场不允许返程拉客，要把生意让给豪华车），10公里以上加价50％，造成司机挑活，乘客中途下车，结果都是时间、精力、汽油的损失。现在北京出租车一年的营业额在50亿元以上，如果定价不当造成的损失为5％，拖延一年国民经济的整体损失就是2．5亿。主管价格的部门100年发的工资也抵不上这个零数。定价政策不能不慎。

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服务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他们的产品可以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像理发、医疗、出租车这些服务业是最终产品；而货物运输和保险、各种批发中间商、大量计划、秘书、公关工作、股票和期货市场，银行业务中的大部分则属于中间产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为人们服务，而是为生产服务。

过去，我们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甚至认为服务业不但不生产物质，相反他们还从物质生产部门分享一部分产品，近乎社会的寄生阶层，所以采取限制其发展的政策。以后认识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服务，否则生活将感到不方便，或降低生活的质量，而且服务业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于是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从限制变为鼓励。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承认服务业之必要性，至今似乎局限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即直接为人们服务的行业。对于中间投入的服务业至今仍认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他们按市场原则赚了钱似乎也是分亨了别人的成果，我们经常说的“流通费用高，中间环节多，导致了生产者消费者两头受损”就是这种见解的反映。最近公布的一些政策，目的在减少中间环节，让产销直接见面，甚至限制参与中间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这种政策发展下去，必将极大地有损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并不打算从中间环节越少越好一脚跨到中间环节越多越好。多少环节算正好，由市场通过竞争和选择来决定，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一眼识破哪些环节是多余的。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是非常欠发达的。根据很简单，我国有大量通过服务的作用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蔬菜的城中销价和农村收购价相差甚大。大家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间环节加价太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从事中间环节的人太少，稀缺导致高价，中间商才能多赚钱。有人认为中间商赚的利润太大，要限制他们的人数，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试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蔬菜批发业，可以发现二者效率的巨大差别。美国各大城中一年四季蔬菜价格的变化远比中国的小，美国农业的分工非常发达，东部各州吃佛罗里达州的桔子，西部各州吃加州的桔子，全国都吃南达可大州的土豆，都吃从中美洲各国进口的香蕉。蔬菜水果是易腐货物，远距离运输必须有紧凑的运输链连结在一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装箱运输的容量和能力。各种货品的搭配运输非常复杂。我同蔬菜水果的贩运，从询价、采购、仓储、加工、包装各个环节看，效率比之美国要差得远。其原因就是从事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太薄弱。

我国学者杨小凯提出的分工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越细交换的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高，将分工提高效率的利益抵消了。所以分工发达的程度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我国商业信用差，交易费用极高。所以分工难以发达起来。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都大大超过2/3，而我同则仅27％（1993）。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即使分工程度不变，依靠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提高配置效率是有成本的。竞争、价格信号从产生到传递到发生作用，都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第三产业的收入。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由于配置效率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形象地说，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一元饯的肉，肉的直接生产成本不到1/3，其余都是流转费用。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是因为多花了成本在流转上面。由于市场的作用，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总成本为最低。这种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大力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如何看待价格

价格可以说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对价格问题发表意见。但粗分起来主要是四方面的人：一是生产一方，二是消费一方，三是政府，还有第四方，即投机分子，他们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可是对价格的关心却超过任何其他人。政府是代表百姓的，百姓中的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既是生产音又是消费者。但家庭在对价格作判断时却总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讲话。这就是我过去提到过的“消费者偏见”，现在政府又站在了家庭一方，所以对价格的议论可以说几乎被消费方所垄断。不是吗？几乎所有的关于价格的议论都嫌价格太高，粮食、蔬菜，最近又有化肥，都是如此。价格低似乎有益于消费者，可是如果生产者受损，没有人愿生产，到最后还是消费者倒霉。因为价格高了没有足够的人买，生产出来之后成为积压库存，既不利于生产者又不利于消费者。可见价格高了不好，低了也不好，要恰当才好。可是这样的论断过于模糊，它没有说清楚价格多少算正好。单纯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利益格局来讨论，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为利益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

经济学中对价格的讨论，虽然它同样承认价格在分配财富中的作用，但价格的高低是非之争却不是从公平出发而是从效率出发。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向何处流动，并证明在供需双方都关心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竞争性的产品（如上面提到的粮食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