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中国龙"？-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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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笔者的研究与观察，在所谓的评级模型中，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很少更新，相关数据更新周期太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跌破人们的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由此可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为什么？个中原委其实很简单：“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三大评级机构成为国际的新强权
三大评级机构成为国际的新强权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非正常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出：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的另一个新强权。
其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 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间波动。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评级后，山一股价便一路下滑，从300日元滑落到8月的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级后，山一股价狂泻，最后降到1日元，形同废纸。而且在山一被降级后，美国证券公司立即大量抛售其股票，不仅造成山一股价狂泻，还断绝其从短期资金市场筹资以起死回生的希望。山一倒闭后，美国券商美林公司乘机接管了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以及经营技巧，都归属美林。
其二，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 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起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泡沫经济破灭后，。电子书日本经济陷入衰退，银行业累积了巨额不良债权。按传统习惯，日本官方、民间机构与传媒不会轻易触及国内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与金融公司，而依照日本独有方式悄然渐进处理，不会出现重大金融风波。但是，美国评级公司毫无保留地重估日本企业的投资安全度，结果打破了日本传统的游戏规则，扰乱了日本经济秩序，使金融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媒体将美国评级公司给日本企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描述为：不单像历史上用大炮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黑船”，还像最终全面占领日本的赫尔“最后通牒”，具有强大无比的破坏力，以至于在工商界普遍出现“评级恐惧症”。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即美式自由资本主义）首当其冲，欲以金融立国的冰岛更为堪忧，然而标普、惠誉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冰岛银行业由此几乎崩溃，面临国家破产的险境。2008年11月，标普将韩国7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其三，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 有研究显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1997年4月中旬，穆迪公司将泰国政府的长期最高借贷级别从A2下降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国大城、京都和泰军人三家主要银行的信用级别，从而加剧市场恐慌，诱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时任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时任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曾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信贷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绝地反击，并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将在2003年或2004年初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
早在2008年初时穆迪便曾警告，若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需要财政大举投入，则将降低美国主权评级。然而，在美国政府动用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后，穆迪的警告也不了了之。截至2008年底，美国已经积累了11。3万亿美元的国债，占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债台仍在不断高筑，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65万亿美元（《流氓？国家》一书所揭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人均约22万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的主权评级依然保持AAA 级别。
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因此，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限制与三大评级公司的联系，加强对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依赖，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1）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过度开放
经过十多年的长期准备，外国评级机构利用中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如今，他们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评级业务，并通过收购中资评级公司，深入至中国的经济腹地，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短期融资券市场建设形成了中诚信、大公、联合、新世纪和远东五家评级机构的评级业新格局。2006年美国评级机构全面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渗透与控制。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控股。同年，新华财经（美国控制）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其经营权；标普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商谈合资事宜。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公司都曾与大公洽谈合资，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穆迪愿意出价3000万美元购买大公控股权，但都遭到拒绝。这样，中国5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始终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以三大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评级机构所控制。
美国评级机构借助被收购的中资公司的分支机构，迅速将触角伸展到全中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美国评级机构占据我国评级市场的大半份额之后，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地压缩民族评级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很显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已过度开放。导致中国信用评级市场过度开放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对信用评级缺乏了解 信用评级是事关金融产品定价的高端产品，但多数人不了解信用评级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评级。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想认识基础，使信用评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信用评级业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