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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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憾，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现实主义意义的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古小说观念第二次更新的开山之作，它开文人小说之先河，开世情小说之先河，开讽刺、谴责小说之先河。在小说史上有着重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致人们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1）
作为天下第一下载联盟，《金瓶梅》从它问世（从抄本到刻本）之初，就充满着传奇色彩。
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到《金瓶梅》抄本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袁宏道在吴县给董其昌（字思白）进士的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纪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耳。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页。
袁宏道从董其昌那里借阅了《金瓶梅》前半部的抄本，急于了解到何处去“倒换”后段的抄本。至于董其昌“从何得来”，则不得而知。看了前半部，袁的印象是“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这是现见对《金瓶梅》最早也是极高的评价。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官至吏部郎中，是晚明文坛“公安派”的领袖，受李卓吾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主张为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并享盛名，世称“三袁”。其交往多属一时之名士（且多为“进士”）。袁宏道在《觞政》中还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煲面瓮肠，非饮徒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8—179页。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在给谢在杭（即谢肇浙）进士的信中，再次惦念着《金瓶梅》：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158页。
袁宏道“倒换”《金瓶梅》后段抄本似未成功，但他收藏了《金瓶梅》前段的抄本（或为再抄本）并转借给谢肇浙看，这封信是催谢还书的。谢有《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这里州是王世贞，丘诸诚应是丘充志；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不知是传闻，还是实事。谢从袁、丘两处获见《金瓶梅》全书的十分之八，这在当时已算幸运，于是技痒，写了篇跋，高度评价《金瓶梅》“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金瓶梅》手抄本的流传情况甚为复杂，好在另有专家细说过，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瓶梅》书影
《金瓶梅》还在以“手抄本”流传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仅以公安袁家为例。袁宏道“极口赞之”已见上文，其弟袁中道则持论相反，中道万历四十二年作有《游居柿录》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79页。
其孙袁照同治年间编《袁石公遗事录》，即给爷爷编传记故事时，就发表了与爷爷不同的意见：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9页。
犹如“文革”期间，一家分为两派，一派曰“好得很”，一派曰“好个屁”；于是前者被呼为“好派”，后者被称为“屁派”。好在袁家两派都是文雅之士，尤其祖孙是隔代相争，况孙辈狯称坊间此《金瓶》非爷爷所见彼《金瓶》。不然也许保不住要“几挥老拳”了。
最早披露《金瓶梅》刊刻信息的是嘉兴人沈德符（字虎臣，号景倩），他有《万历野获编》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2）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沈氏这段文字信息量极大，略作解说如次。
其一，关于抄本：
1。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寻觅了十年，袁中郎仍未见到全本《金瓶梅》，这与上述袁中郎给谢肇浙的信相吻合。
2。袁中郎说麻城刘承禧家藏有全本《金瓶梅》，是从刘妻家徐文贞（阶）那里过录来的。徐文贞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为大收藏家，“好古玩书画”。传闻刘家藏有全本《金瓶梅》，只能说有此可能，并未证实。
3。万历三十八年，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中道）上京考进士，竟随身携带了部全本《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是诲淫之作，可能是投兄所好而携来的。
4。沈德符从袁小修那里借来抄了一部，然后携之南归。
其二，关于刻本：
1。吴县（苏州）的俗文家冯梦龙见到沈德符携归的《金瓶梅》抄本惊喜不已，他与书坊关系密切，于是“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2万历四十一年主政吴关（苏州附近的浒野钞关）的马仲良（之骏）也劝沈将抄本拿出来刊刻，“可以疗饥”——这“饥”当为阅读饥渴。
3沈德符不同意刊刻，理由是：“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由此推断《金瓶梅》手抄本就“不洁”，并非如有的学者所云“原本无淫秽，后为无耻书贾大加伪撰”。
4“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未几时”当为冯、马劝刻不久（万历四十一年之后，因马仅此一年在吴关任上），有学者推断为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作序的万历四十五年，苏州终于出现刊刻本《金瓶梅》。这“悬之国门”的《金瓶梅》的稿本，是别有源头，还是从沈手中流出来的，不得而知。
5吴中刻本《金瓶梅》所用稿本原少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有陋儒补以入刻”，成为《金瓶梅》身上的一块牛皮癣。这陋儒是谁？沈氏他们当年知之不难，因未曾记载，今则又成悬案。
其三，关于作者：
1作者，“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后之论者也有认为其作者乃民间艺人者。
2创作动机，“指斥时事”，以宋代名义说明代之时事。仅此一言则引出无数的考证。
凡此种种，几乎每个问题都长期吸引着金学家们的眼球，导致他们纷纷以专论或专著来讨论。限于体例，本书仅紧扣原始文献，作极简明的勾勒，让读者明了源自《金瓶梅》的种种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
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即万历四十五年刊刻者是初刻本，还是初刻本的翻版？学界众说纷纭。“新刻”云云，或许是翻刻的标记，或许是书籍的广告策略，现存不少古小说的最早刊本都冠有“新刻”之类字样。遗憾的是这《新刻金瓶梅词话》，却长期深藏在历史帷幕中，直到1932年才从山西介休发现，令学界惊喜万状，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二十部。1932年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学界称之为“万历本”或“词话本”，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同一版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两部藏于日本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可能是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清康熙年间）就传过去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才各自被重新发现。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隐身的漫长岁月里，民间流传的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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