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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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9）
10月26日之后，谢尔盖·科瓦廖夫不止一次地表示，普京成为调解人的机会已丧失。《自由思想》杂志在11月期刊出版以后增加了一期副刊，向读者宣布在特别行动中共有165名俄罗斯公民死亡，他把恐怖分子也归入死亡名单中：“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新时代》的伊·米尔施泰因试图证明，在杜布罗夫卡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普京，而是巴拉耶夫，在“其黯淡的眼神中充满胜利者的讥讽与满足”。 而《说法》周报试图证明，“阿尔法”小组在剧院使用的不是催眠瓦斯，而是“导致神经麻痹的高效军用有毒物质，使用它的目的是致人死亡，而不只是失去战斗力”。 《绝密》周报的军事观察家帕维尔·菲利盖伽乌埃尔怀着同情描述“阿尔法”成员杀死女性自杀者的场面——“尽管她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位“专家”还表示：“恐怖分子的炸弹也许的确是石膏模型或者他们曾得到明确的指令，不许对无辜的人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因为车臣人带着纯粹的政治目的来到莫斯科，即停止战争，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还存在对此事件做出的其他各种愚蠢、荒谬至极的解释。政治理论家尼古拉·兹罗宾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组织者并不是国际恐怖中心，而是俄罗斯权力部门的某些人。”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写道：“目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缔造者是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及他们的继任者。现在，曾为他们鼓过掌的人不可以抱怨。” 来自达吉斯坦的国家杜马议员格·马哈乔夫指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斯科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他说：“这是他的手笔，他的艺术品味。心神不定的别列佐夫斯基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危险，他需要在高加索挑起各种冲突以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失利引发了车臣山区武装分子的内讧。马斯哈多夫试图与巴萨耶夫划清界限，他宣布免去巴萨耶夫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转交车臣最高伊斯兰法庭审理。巴萨耶夫宣布，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侵占者”战斗，但要采用别的方式。本·拉登在列举2002年他的志同道合者反对“无信仰者”所进行的“英雄行为”时，将“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也列入“英雄行为”名单。
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各种掺假报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公民的观点与情绪。11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公民的不满情绪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公民对国家推行的政策及弗拉基米尔·普京施政的广泛支持。俄罗斯有近7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专业、内行”，89％的莫斯科人认为政府对文化宫剧院进行攻击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有7％的被询问者认为通过谈判与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对 “你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这一问题，85％的公民回答说“非常赞同”或者“多半赞同”。 心理学家莫罗萨诺夫在解释危急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表现时指出，俄罗斯总统的行为符合危急情况下领袖的所有行为规范：“普京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取消了所有的国外访问，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召见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拖延采取最负责任的决定。人们都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认可。从悲剧发生的第一时刻起，总统就在克里姆林宫积极工作，这给了人们很大希望。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使人们在无望的情况下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俄罗斯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困境，普京表现出的果断使公民感到骄傲。我们的政府使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是的，含着热泪，但毕竟是胜利。我们过去如此习惯了失败，所以这次的胜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
人质事件的影响
2002年10月底到11月初，当局在莫斯科全城进行了调查与排查。首先是针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车臣族家庭，但收获不大。不知什么原因，《消息报》上发出最极端的呼声。格·波乌特在此报上说：“我们正在参加一场文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妥协。应该忘记东方与西方，忘记以前的联合与联盟，以建立一个使地球上的人类得以生存的稳固同盟。只要有勇气，就能建立像统一、相互联系的机体一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与那些想把文明社会带回到中世纪宗教与民族隔绝坟墓的人做斗争。应该抛掉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犹豫。现在，经过莫斯科市中心劫持600多人的事件后，世界重新成为两个颜色的世界：黑色世界与白色世界。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共同的敌人，不该对此存有怀疑。只有所有想让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活的国家联合起来才可能与之抗衡，而其他国家、当政者、组织、学说应该被宣布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这是另一种黑白颠倒的极端主义。可惜，现在地球上还只有少数居民是把所谓民主价值作为民族国家生活基础的。
杜布罗夫卡剧院悲剧事件之后，在车臣实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明显增强。在进行了一些清理与排查后，约有100人因被怀疑属于武装分子或者帮助恐怖分子而被捕。从车臣撤出“多余”军队的行动暂时停止，对山区进行轰炸的频率增加。过去有一些山村因为地处深山，没有受到过清理，没有建立忠实于联邦政府的地方行政部门，这些山村及其附近地区这次都受到轰炸。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0）
与此同时是政治方面的努力增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签署总统令，组建车臣共和国内务部，并增加由车臣族人组成的部队编制。普京与车臣境内外著名的车臣社会活动家举行了几次会议与会晤，通过了加速进行全民公决、通过车臣宪法及根据这个宪法确定选举车臣总统等决议。普京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在经历了发生在莫斯科剧院人质劫持悲剧事件后，我特别宣布：谁选择了马斯多托夫，谁就等于选择了战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都将被我们看成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我们不反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但我同时想说明：对我们来说，恐怖分子及其帮凶是一回事，而政治过程是另一回事。”
所有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自己对劫持人质事件的愤慨和对事件中死亡人质的同情。但西方社会与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在关于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的最初报道里，西方报纸上写的主要是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及普京总统的“惊慌失措”，记者们报道的似乎都是笼罩在行动指挥部及俄罗斯政府各个部门的混乱状况。许多西方报纸都写到了俄罗斯的软弱和与武装分子首领进行谈判，甚至让步的必要性。在对这件事的报道中，许多报纸几乎没有使用“恐怖分子”这个术语，文中使用的是“抵抗士兵”、“暴动者”、“武装分子”，但不是“恐怖分子”。没有人愿意把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
一些英国的报纸把在杜布罗夫卡发生的事件与“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侵占及大部分俄罗斯人有意回避车臣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直接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报纸则是尽其所能强调莫斯科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德国的媒体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态度要真诚得多。“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在纽约发生的‘九一一’悲剧是恐怖主义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极端主义分子寄希望于恐怖活动，并想利用这些活动为继续在高加索的战争寻找有利的借口”，“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向车臣人的解放战争表示同情的话，那么现在恐怖分子已将他们的这种情感彻底消除了”，“现在，国际社会将车臣武装分子看作是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摘自2002年10月25～27日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在西方媒体，还就使用催眠瓦斯与恐怖分子对抗的作法出现不少争议，只有以色列对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行动表示完全的、无条件的赞同。
当然，莫斯科10月23～26日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是没有先例的，并因此成为重要的先例。政治家、军事观察家、特工机构的专家们都将认真研究这次事件，救护人员、医生、大规模活动的组织者、心理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人们都将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此外，还需要做大量的侦查工作，尤其是在恐怖分子与莫斯科、莫斯科城外及俄罗斯境外的联系方面。
我们已确信，城市化与高科技文明的现代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一小撮犯罪团伙就可能控制住整个国家或者大型现代都市，甚至单干者也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是在2002年10月，使整个华盛顿胆战心惊的“华盛顿狙击手”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为了保障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的确需要陆军、海军、空军、空降部队、坦克及导弹部队。为此，在高官与专家之间曾发生众所周知的争议：对于俄罗斯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机动陆军，还是导弹核武器综合系统。现在，在这个争论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俄罗斯需要所有现代化的武器、各兵种，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所有种类的特工部队及各种特别的设备、手段及安全体系，因为与恐怖分子的战争没有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