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色-第14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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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和卫生部，还有几个实力部门都反对。”吴富宽对此显然很不高兴。
范无病挠了挠头，一时之间也搞不清楚这件事情的目的何在？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但是并不足以让范无病停下在欧洲的旅程，因此放下了电话之后，范无病继续跟沈盈讨论刚才正在讨论的问题。
“刚才我说到哪里去了？”范无病拍了拍额头向沈盈问道。
“你刚才说到了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的问题——”沈盈提醒道。
“嗯，没错儿。”范无病点了点头道，“其实这句话就是来糊弄老百姓的。”
“为什么呢？”沈盈问道。
“举个例子来说——”范无病对沈盈说道，“就比如说当初你办酒厂的时候，你的手底下有跨省总代理，有省级代理，还有地市级代理，最后还有县级代理以及终端经销商们，如果这些人有了麻烦，想要让你出头，你会优先考虑那些人？”
“这还需要考虑吗？当然是跨省总代理们，他们的资源优势充足，市场营销网络完善，丢掉任何一个都是损失不起的，至于地市级代理或者县级代理们，别说我不认识他们了，就算是公司高管们也未必就能够认得他们，况且他们的存在根本就无关大局，哪里需要特别费时费力去关注他们？”沈盈立刻就回答道。
“你说的没错儿，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范无病点头回答道，“作为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市长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用有限的精力来确保本地经济主要力量稳定成长，当地的大企业自然就是优先关注的对象，至于说那些终端经销商们，也就是小企业或者平民们，基本上是放不到眼睛里面去的，不为别的，就是投入的精力与回报不成比例。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小人物在办事的时候，就会被告知去找市场，而大人物在办事的时候，才有资格有能力去找市长。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为了减少麻烦寻找借口的宣传口号而已。”
“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沈盈有些踌躇起来，一时之间还没有找到范无病这番话中的真正目的所在。
范无病喝了口咖啡，他对于这个问题倒是颇有一些研究，看得也比较透彻一些。
曾经有人鼓吹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而这句话也一度成为国内鼓吹市场经济的宣传口号。
比如说，在企业出了问题的时候，用这句话可以将政府责任减轻，当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就业职位的时候，用这句话可以摆脱学校和政府的责任，当农民的粮食和菜卖不出去的时候，用这句话也可以摆脱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总而言之，这是一句完试万灵的灵丹妙药。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作为用纳税人税款供养的政府，应该在社会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要首先弄清楚的。假如什么问题都要去找市场的话，我交税干什么啊？反正出了事情还是要靠我自己，又何必费那么多的事情，辛辛苦苦地供养一群不做事的公务员？
其实，市场远不如市长可靠。
当企业临到绝望之时，市场通常会落井下石，而雪中送炭的往往是市长。
市场讲究的是优胜劣汰，不同情弱者，而市长操心的是抓大放小，too big to fail大者不倒。当然想要绑上市长这棵大树，首先得把企业规模做大，然后上市融资，跟着从多家银行贷出巨款，用在本地。
理想的情况就是，与多家非关联的同城企业存在互保关系，形成一个担保圈，互保企业越多越好，担保总额越大越好。若能修到这个境界，出了问题，你不需要去找市长，市长自然会心急火燎地屁颠屁颠地来上门找你。
这种例子其实是很多的，而范无病也对这一套路非常熟悉。
随便举个例子，就如同作为山东巨力，这家潍坊的上市公司就得到了市长的特别关照。它近两年亏损三亿多，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代码变成*ST巨力，奄奄一息，随时都有退市的可能性。
但是巨力公司与潍坊的另外两家上市公司青鸟华光、山东海龙分别签有互保一亿元和八千万元的协议，目前有些担保贷款已经逾期。如果巨力死去，华光、海龙将受到牵连，已经亏损过亿元的华光甚至可能被拖垮。
潍坊全市只有五家上市公司，五去其二的后果，换了哪个市长也坐不住。
故市长亲任重组小组的组长，另有两个副市长为副组长，保证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组。在当地政府协调下，银行已经同意将贷款延期一年。
类似的故事在重庆、新疆、上海等地也发生过。重庆上市公司重组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在政府过问下，据说部分债权银行已对涪陵区担保圈内的几家上市公司暂缓起诉，而这四家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二十亿元。
“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真碰到了难事，只会力保本土嫡系。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会想着走出去，把工厂设到外地。经验证明，不少企业在这个表面风光的时候反倒脆弱。就如闯王李自成被唤作流寇一样，走出本土后容易失去根基，尤其是对于一些原本就依赖于官方资源的企业而言。”范无病对沈盈解释道，“我们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市长，企业从本地银行贷出巨款，把重心放在投资外地，生意做得好那没话说，万一赔了而且连累本地工厂、银行，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支持本地银行立刻停贷、追债，甚至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假设需要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来拯救这家企业，是你买单，还是外地政府出钱？”
见沈盈连连点头赞同，范无病就又说道，“比如说在科龙事件中，地方政府迟迟不愿意表态。估计就是顾雏军在外地收购华意、美菱、亚星、威力等企业，且在杭州、商丘、珠海、扬州、南昌等地大建家电工厂，令顺德人伤透了心。要把本地银行流出的钱收拢回来，顾老板只能退位。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的主角啤酒花公司对外担保十八亿，资不抵债十一亿多，却能够大难不死，原因就在于根扎本土。然后同属于新疆的德隆就不同了，他们已经走出新疆，产业遍布全国，哪个市长能管这么宽？”
中国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中国人培养了与其相适应的伦理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逐步加强，个人自觉自主抉择自我行为，不再将人生的希望寄托于贤君清官，越来越能够用公正的态度处理个人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越来越有明确的契约意识，希望通过法律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
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低弱，农民在生活中往往感到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就产生了草民意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明君和清官，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因此，在小农的价值系统中缺乏自主意识。
一般社会成员由于经济交往少，利益的矛盾冲突相对而言少而小，加之彼此的熟人关系，不可能发展出理智的、斤斤计较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割方式，所以，更多地突出家庭和家族的整体利益，在一般利益冲突中强调忍让，息争求和成为中国人处理利益关系的基本伦理价值态度。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正当利益观念和正当权利观念没有生长的土壤，作为个人正当利益和正当权利的个人财产占有权不能得到社会伦理和法律的认可，这与西方社会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自然法基础，截然不同。
自然经济社会塑造了草民，市场经济却需要公民做主体，这就产生了矛盾。
公民是自主自觉的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面对社会的竞争，社会的竞争要求，社会成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直面自己人生的重大抉择。
然而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塑造了中国人的草民意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本应该增进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但是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府和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大包大揽，反而更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成员的草民意识，虚假集体主义观念的倡导，更是把所谓铺路石精神和钉子精神大肆宣扬。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许多社会成员一下子感到六神无主，许多下岗工人觉得被社会所抛弃，没有了生存的依托，没有了主心骨，因此当时才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温州人中喊出了“全国人下岗找市长，温州人下岗找市场”，是找市长还是找市场？这就是草民还是公民的根本区别。
“市场经济以承认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为前提，让人们接受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并不难，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伦理不承认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实际上人们的内心中也不能没有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认可。”范无病对沈盈说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承认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中国人心底深处被传统伦理压制的，追逐个人自我利益的欲念，像瓶子里的魔鬼，一下子释放出来，开始兴风作浪、兴妖作怪，社会生活中，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追逐像决堤的洪水开始泛滥，其手段之恶劣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人们认为是市场经济释放了自私的恶魔，有的人因此攻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的人则寄希望于弘扬传统道德，扼杀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的恶魔，但是，实际上，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合理性的认可，与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并无必然的联系，更重要的原因反而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匮乏正当个人利益观念，缺乏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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