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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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诵一时的学术新口号。（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胡适对太炎门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门生对胡适的态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说，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门生对胡适其人就是有成见的。原因很简单，胡适是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之下才来到北大的。在太炎门生们看来，陈独秀连当北大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竟当了文科的学长（文学院院长）。一九一九年四月，陈独秀辞职，表面看是因为私行不检，以致受到舆论与同事的攻击，不得不离开北大。实际上，驱陈最力的，乃是太炎门生的中坚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陈独秀与同是安徽籍的胡适结为一体，预知必然对浙江籍的太炎门生们不利，必欲驱之而后快。正好陈独秀私行不检点，授人以柄，其去职也就成为必然。胡适学历高，人缘好，要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胡适也分明感觉到了来自太炎门生的压力，他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是为了在陈独秀去职之后，能在北大站住脚跟。若不是他表现得这么优秀，真说不定下一个被驱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适了。看看胡适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处境，也就可能想见，日后如果得志，胡适会对太炎门生持何种态度了。陈以爱说：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这些留日的太炎门生不仅主导了国学门的发展方向，而且透过控制北大评议会，他们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较之下，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氏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82页）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太炎门生也太霸道了，品质上也太差了。不能这么说。时代的更递，旧与新的不睦，本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不好所能改变得了的。　
　　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初期，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早期留学东洋归来的太炎门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终导致破裂的原因也说清楚了。综合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之后没有几年，就起了纷争，最终分道扬镳。　
　　近世以来，留学热潮和中国政局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嬗递，其中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几乎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留学浪潮，过后都会在中国本土引发一次或几次大的社会变革。现代的社会理念，是中国本土产生不出来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做官从政，要么去研究学问，被逼得没办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过是参与民间的起义，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会想到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只有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才会有推翻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理想，才会有废除专制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的举措。大体可以这样说，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发了辛亥革命，继而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宪政运动。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则可以说是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将级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陈独秀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这三个人不同的出处，绝不能说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顺便提一下，从出生年份上说，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陈独秀一八七九年，胡适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岁。从功名上说（假设学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进士，陈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上层的改组，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3）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也还有留日的潮流，只是与留学英美的潮流比较起来，已大为逊色了。　
　　留学英美的浪潮，若不说更早的国派留学，可说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华学校设立后，随着一批批清华学生的放洋，社会上也就掀起了一个新的留学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说：“清华学校成立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而美国退还庚款则始于一九○九年，故在清华未成立及未有毕业生以前，于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举行三次甄别试验，所考之科目皆准当时中学毕业入大学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数，计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后继续派送该校学生，至一九二四年已达六百八十九人。”胡适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名额而去了美国的。徐志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费去美国的。梁实秋是一九二三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的，与梁实秋同船赴美的有谢冰心、吴文藻、许地山、顾毓等数十人。正是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学生的归来，将已然掀起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一个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预示着桐城派的没落。　
　　英美留学生的归来，也就必然预示着留日学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历史就是这样更替的，谁也阻挡不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朱红大门里，走出了一个矮个儿、蓄着浓浓的如隶书一字黑胡须的中年人，他就是后来在大陆编写的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地位最高，声名最大，非议也最多的周树人先生，笔名鲁迅者是也。　　　
　　鲁迅的幸与不幸（1）　　　
　　从教育部出来，鲁迅回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独自一人住着三间房子，他叫它补树书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摇着蒲扇坐在院里的槐树下，仰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虫每每冰凉的落在他的额头上。　
　　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鲁迅已是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效，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时期的好朋友，同为太炎门生的钱玄同来访，谈到夜半时分始离去。两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古碑的抄本。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这番对话，后来鲁迅把它写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接着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在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仅没有人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几番交谈之后，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这便是转年四月间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出了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集。　
　　这是鲁迅的幸。若没有《新青年》的创办，没有较早参与《新青年》编务的钱玄同的督促，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译出版《域外短篇小说集》的老文学青年，会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销蚀下去。　
　　正是这些短篇小说，奠定了鲁迅最初的声名。　
　　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这是个不小的官儿，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参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麻烦了。　
　　鲁迅的不幸在于，后来以兼职的身份进了北京大学教书，这就把他拖进是非的漩涡里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鲁迅引进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鲁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从南方叫到北京，进了北大。初来时，因是四月间，只有美学课需人，此外便是预科的国文，这些课周作人说他都不能胜任。当时国史馆刚由北大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让他去做编译员，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转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学期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想让周作人开一门叫中国小说史的课，每周两小时，周作人答应了。回家和鲁迅说起，觉得哥哥去教更为合适，鲁迅说去试试也好。鲁迅的本事，马幼渔是知道的，自然不会见怪周作人的举贤不避亲。八月六日晚间，马幼渔便将北京大学的聘书送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交到鲁迅手上。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现任官员，属兼职，按北大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当年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学术资格上的差别，只是专职与兼职的区分。　
　　如果说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刚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种改革措施纷纷出台，英美派和太炎门生的矛盾还不怎么彰显的话，经过五四运动，随着更多的英美留学生进入北大，这种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斗争，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为北大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留学法国的，而这些留学法国的，和留学日本的，有着同一渊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后去法国），因此有些书上，将英美派与太炎门生的矛盾，扩大一点称作与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点，也可说是新派与旧派。　
　　鲁迅一进入北大，以他的留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