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道路与梦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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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开会，戴着宽边眼镜的孙路还没介绍三分钟，下面听众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距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星期，股票还有700万股没有认购出去，推进的难度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推销分析会结束时，已经是凌晨1点。
“去哪里夜宵？”孙路问。
“不想夜宵。我领你去个地方。”
东门室内旱冰场通宵营业。闪烁的彩灯场内空无一人。
“老板，咱们大老爷们半夜滑旱冰，哈哈哈。”孙路心态复杂地乐了起来。
“憋得难受，得找个发泄的方式。”
穿上滑轮鞋，上场趔趄两下就硬声声地摔到水泥地上。站起来，没滑两步，吧唧，又是个脆跟头。进了场的孙路也一路摔跟头。一个小时下来，手掌、膝盖、小腿上破皮、渗血、红肿。压抑的心情却得到了松弛。脱旱冰鞋的时候，脑海里冒出袁陶仁的那句话，“你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真的跳不出吗？
冯佳秀才报来一个好消息：华为对万科的推广小组热情招待，老总任正非详细地询问了股份制的内容，不仅认购了20万股，还解释说公司流动资金有限，本应该多买一些。当时的华为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处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但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已显出其不同常人的判断和行为。冯佳得意地说：“任总请万科人吃了一顿丰盛的烤乳鸽，哎，孙路，你有被股民请吃乳鸽吗？”
最后一天认购日。还有350万股没有推销出去，看来是完不成了。努力在人，成事在天啊。
下午，距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
一个电话打来，自报北京中国创业总公司财务总监王越陇，“蛇口的王建国介绍万科公司发股票，昨天从北京紧赶慢赶，到了深圳都半夜了。今天研究了你们的招股通函，请示了张晓兵总经理，我们希望认购400万股，行吗？”
“当然可以。”这王建国是谁呀，真得好好谢谢他。
1989年3月8日，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关于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验证的报告书》，核定原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截止到1988年10月31日，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3 246 680。17元。加上发行股票到账的2 800万现金，总计是人民币41 246 680。17元。
3月28日上午9点，深圳会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
座无虚席。回答股东提问。一位股东站起来，手握话筒：“请问王石先生，您个人自己买了多少股票？”
我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认股权证，“我个人存款一共25 000块钱，取出2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台下一片热烈掌声和叫好声。
当晚第一届董事会上，我被推选为万科第一任董事长，董事会由王石、蔡顺成、刘元生等11人组成。
4 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出头。这部分股票怎么分配呢？按照市府办公厅下发的股改文件，这部分股票只能有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
我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我应得的个人股份。
我放弃的想法基于三点：
一、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二、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发现自己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邮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有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了钱做什么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王石发大财，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
我回答：“别墅会有的，别墅太早住进去会不得安宁。”
我放弃了，管理层也放弃。而且，管理层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由职工代表会产生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金用途：职员的福利，重点照顾1988年以前进入万科的职员的福利；另外的用于回馈社会，做公益活动。
联姻前的离婚合同
1988年，伴随着股改的成功，万科的业务也节节上升。
这一年，万科与香港仁达公司合资兴办了“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专业经营电子分色制版；与意大利第四大K金首饰制造厂家合资兴办“华意首饰制造有限公司”，制造K金首饰；与美国富兰克林铸币有限公司合办“深圳现代富兰克林精品加工厂”，制造精品模型车；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和索尼合作建立索尼技术服务中心深圳分站；与香港厚利有限公司合办“万科厚利来料加工厂”；与英国X…10系统有限公司合办“深圳X…10电气公司”，加工遥控电气开关；成立“万科录像机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这些新成立的合资、合作、来料加工项目中，重点是与总部在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铸币公司合办的精品车模加工厂，位于深圳水贝工业区14栋的6层工业厂房是万科为开展这一工业项目购置的物业。
当时，万科为吸引投资项目，开始在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登招商广告。美国富兰克林铸币公司看到英文广告，同万科取得联系。
通过富兰克林铸币公司的宣传册，我感觉到这是一家专业性很强的金属、陶瓷礼品制造公司，一般香港的来料加工厂同其生产的规模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感到，这个合作机会是个“金娃娃”，要抱住不放。
最先同万科接触的是位名为Peter的香港人，两个星期后对方换了个美籍德国人。一个月之后继续谈判，又换了一位美籍日裔小个子的陌生面孔。一个星期后，一位律师又接过手，美籍犹太人。签合同时，真正的老板，一位美籍爱尔兰人才出现。
谈判过程中，我对大个子美籍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我介绍：1968年在越南战场上服兵役，是直升机驾驶员。恰好那时年我也在服役，当汽车团驾驶兵，所在连队曾准备进入越南参战，后被另一支部队取代，连队调防到新疆。我无限感慨：“差点在战场上短兵相接的冤家，现在却在深圳特区成了合作伙伴。”
开始，我没太注意富兰克林的谈判代表的变换情况。随着谈判的深入，我才开始理解频繁更换谈判人员的含义。谈判代表的选派是根据流水作业法来制定的，有规律可寻：首先来的香港人，是一位中国大陆通，负责对万科能力及潜力的评估；德国人来谈工艺流程设计，产品组装的工序环节卡到以“秒”为单位；日裔小个子是位工艺产品成本控制师，计算每件产品加工费的最经济支出；犹太律师来了，不是谈怎么保障合同执行，而是探讨终止合同时的双方义务和责任的详细条款—甚至包括厂房内的一扇玻璃更换后，结束合作时这扇玻璃窗是否恢复到原状这样的细节。
我很不适应这种漫长的折磨人的谈判方式。却发现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必须讲明理由，必须回答对方的“Why”。
讨论租用层数时，对方最初提出租用两层，给对方五层及六层，他们表示满意，认为高处视野好，空气也较低层新鲜。而后，对方提出增加一层，再给第四层，价钱与最上面两层相同。随着谈判接近尾声，他们又提出再增加一层，并指明第二层。这一层万科原想留给自己用，就有意识抬高价格，比原来的租金增加了50％。
“Why？”
没想到对方追根究底，我随口说出：“因为二层方便啊。二层不用电梯，停电的时候，员工还可以非常迅速地上下楼。”深圳工业区经常停电是事实，但这理由实在牵强，更何况富兰克林计划在一楼自备电站。
我笑了。“鬼佬”们也呵呵笑了起来，接受了报价，认为解释的理由可以接受。
谈判终于结束。签合同时，发现一摞合同文本比招股说明书还厚。负责起草的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驻香港公司，仅律师费一项，富兰克林就支付了300万港币。我心想：花这么多钱调查万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万科，能做多少事啊！
此时我才体会到：同富兰克林合作，赚钱固然重要，但从方法论上，学习对方的人才组合、严谨的工作方式、强调效率的做法、尊重法律的商业精神更具有价值。
从此，万科与合作伙伴签署的合作文本也变得厚了起来。
“你们的合作手续是不是太烦琐了？”许多合作者不理解。最不理解的还是合作文本中的“离婚”条款。对方没有我们这样的经历，很生气：还没开始合作呢，怎么就开始考虑分手的事？什么意思啊？太像犹太人了。
富兰克林合同上对万科有很苛刻的约束，做不到将受到如何如何的惩罚。我有些担心万科履行合同的能力。
事实上，担心是多余的。负责此项目的赵晓峰团队尽心尽责，超水平发挥；而且，尽管合同条款非常苛刻，但在具体执行合同中，富兰克林仍在合同的执行上把握着一定的弹性。
在和富兰克林合作的过程，也是万科进一步学习国际化，学习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规范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合同签下来，水贝14栋进入紧张的装修。哒哒哒的电钻声、刺耳的锯木板声……
合同上规定：万科负责在水贝工业区附近提供1 200工人的居住宿舍。水贝工业区的工人宿舍人满为患，哪去挖掘出1 200个床位呢？
14栋厂房的东侧400米，隔马路相望是座郁郁葱葱的山丘。绿荫遮蔽下，是一排排随地势起伏的单层养鸡棚。
赵晓峰汇报：“和养鸡公司谈妥了，把鸡场租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