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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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乾隆《广东通志·艺文》）文化是要靠建设的。文化有时如雪泥鸿爪，稍有轻忽，则失之交臂，人民因此或受蒙昧之苦。雷州十贤祠，今日尚存。而这十贤之中，多数只是途经或短暂停留。但主政的官员和雷州人民，敏感地抓住了这相对于雷州来说稀有的资源，并把它无限放大（立祠的举措及其效果）。就像一个流行歌星，比如说“超女”过境，会激起无数的狂热，文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它能越千年而弥醇。湛江能成为广东一方重镇，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大港口或者其他，文化的传统，当是其灵魂吧。
2005年10月，顺德发现文天祥后裔墓群。据考证，为避免灭族命运，文天祥长子景贵在新会崖山附近不知所终后，次子景宗举家迁往与世疏离的顺德马岗岛隐居。又新会崖山附近，新近也发现了文天祥的战友、曾任南雄知州的温文宁家族墓群。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1）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渊源独具的人文传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广东在近代中国成为时代潮流的“风向标”，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理积淀和思维惯性上，患着一种顽症：僵化而不鲜活，封闭而不开放，复古而不创新，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梦和幻想中而欠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些顽症又如同重重迷雾，笼罩了整个中国。当西方正在一日千里地大步前进时，东方巨龙却在沉沉入睡。
在广东，由于“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又加之“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因此，“广东言西学最早”（梁启超）。潮涌南海，风起广东，一场热带风暴从广东登陆，吹向中国内陆，它带来的狂风暴雨，驱散了重重迷雾。它带来的惊雷闪电，震醒了沉睡神州。
《时务报》、《知新报》、《岭学报》的创办，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万木草堂、广雅书院、岭东学堂的讲授，传播了新的知识。
广东人容闳，以“从娃娃抓起”的远见卓识，传导“中国要正视世界”，要用西土文化“浇灌中土”并“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理念，组织学童留美，但“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而正是这一批学童，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
当中国人还沉浸在中兴盛世的幻梦中时，广东人郑观应最先喊出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富国安民的自强之道。郑观应的大声疾呼，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当中国人还顽固地保守着“祖宗之法”时，广东人康有为却感受到了新的风气，他在家乡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一生的志业。维新变法的潮流也在广东酝酿。
文学的新潮流也在广东形成。广东人黄小配敢于为“发逆”洪秀全写演义，歌颂太平天国的崭新气象。广东人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以西学新名词冲击着古老的诗歌语法。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革命的序幕。
风云际会，广东成了时代潮流的“风向标”。文化启蒙的狂飙从广东刮向内陆，东方巨龙擦亮了眼睛。一部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展开了。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
（1912年5月7日）
·孙中山
孙中山 （1866—1925），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之后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仆今日得贵校诸君开会欢迎，不胜欣谢！
诸君在此，莘莘济济，有缘同学，今我见之，顿触少年时事。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推＇雅＇利士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蹶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吾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2）
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事革命者实七八时，而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除道，仆则披荆斩棘也，诸君则驾梁砌石者也。是诸君责任，尤重于仆也。肩责之道若何，无他，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成。是则仆所厚望于诸君者。
（据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孙先生演说辞》）博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伯驾医师于1835年创办，原名仁济医院，后更名为博济医院，取博施济众之意。1866年又设立博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西医学校。1886年，年届二十岁的孙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读于博济医院，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博济医院历史中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济医院易名为“中山纪念博济医院”，1985年又易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03年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九章 第三部分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1）
与中原等文化开化很早的地方相比，广东人才晚出。唐朝时张九龄以“后出词人之冠”的实力，独步中原文化中心。“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与此同时，目不识丁的慧能，也凭着岭南文化基因孕育的独特智慧，领悟并开创中土佛学的新时代，为中华文化注入一脉清泉。
五百年后，余靖踵武前贤，后先辉映，赢得“道行则宋隆，道不行则唐败”的崇高声誉。嗣续，南方以南广州的崔与之，一代名臣，行事干练，直言直谏，而非博时誉，非干仕禄，数辞宋理宗宰相之诏，足堪风范千古，是典型的岭南求实传统的体现，或者崔与之的风范，正是岭南士人求真务实传统的重要来源。
晚清以来，岭南出现了一个人才高潮。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丁顿曾经对1910年京城里各部院大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单进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十八省所产生的人中，广东出人才的比例是1000人万中出10。3人。而传统的中原地区，河南1000万人出7。1人，陕西出7。1人，山西出4。0人，直隶则为21。5人。当然，直隶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以北京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
昨日的星光照耀今日，今日的星光益加美丽。以至于阿诺德·汤因比说：“在今天，远东社会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殊不知，在这些广东人之中，有许多已然融入其中，客途广东的前贤。比如韩愈，比如苏轼，比如包拯，比如文天祥……有许多广东之星，也正因为他们而升起。而许多广东之星，又在他乡的天空闪烁。不说政治与学术，就说电影界的阮玲玉和胡蝶，至今还有多少人因瞻望而引颈。
忆冼星海
·茅 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生于浙江桐乡县。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担任“左联”执行书记。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有《茅盾全集》传世。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