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不赢爱情-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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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世界上有单恋狂和意淫犯？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及时地学习逻辑。
3）读书始终是自己的事，不能为任何人去读书，或者抱定了要从书里得到什么的念头。最糟糕的是，听信了别人的话，觉得自己应该从书里读出点什么。
4）永远不要和女孩子争。
5）找女友，千万别找喜欢《红楼梦》的，要找喜欢《黄金时代》的。
韭菜往事
宁为小人所忌毁，勿为小人所媚悦；宁为君子所责备，毋为君子所包容。
——《菜根谭》第一章190小节什么样的两个男人才能成为终生好友？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他们绝对不会欣赏同样的女性。因为一旦他们喜欢的女性类型存在交集，就很容易弄出比武招亲或者过度谦让到“双黄蛋”这种丑闻来。而且，他们因为总不能说服对方什么是美女，就不得不经常见面饮茶，试图讨论出个共同标准来。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兼
容美女”，使彼此之间保持紧密联系。
所以，人缘好的人往往晚婚，比如说我。因为兄弟实在太多，他们的兴趣涵盖了一切女性类型，结果我只好等到他们全部结婚完毕，才能开始找韭菜——女子如韭菜，男人割了一茬又长一茬。60年代的男人收割了70年代的韭菜，在70年代的男人还懵然不觉的时候。同样，70年代的男人收割了80年代的韭菜，依此类推。故此，最令男人无比愤恨的就是最老的牛收割了最嫩的韭菜，比如默多克，比如道格拉斯。但这并不是最令我愤恨的事。
我要说，曾经有那么一根鲜嫩水灵的韭菜放在我面前，我触手可及，甚至可以感觉到幸福身上的茸毛，只差那么零点零一毫米。在此之前，我已经铺垫了5家以上的饭馆，8次极具有深度和内涵以及幽默效果的谈话。我知道她对我已有了绝对的好感，在她见到我的瞬间，瞳孔会放大零点二五毫米。用肉眼看上去的话，类似一条银鱼从漆黑的深潭上一闪而过——恋爱过的人应该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就这时候张富贵出现了。
第六顿饭，三个人吃，目的是舒缓一下割韭菜的节奏。送完人回家，我和张富贵一起骑车回学校。路上张富贵突然问我：“美女啊！你喜欢她？”出于愚蠢的青年男子天性，我回答说：“哪里？她长得很一般，我们是一般朋友而已了。”张富贵高速逼近：“说真的，喜欢就承认吧！”我全面防守：“没有的事，真是一般朋友。”富贵这时说出了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我很喜欢她，既然你不喜欢的话，那我追她好了。”他真去追了，可耻地失败了，事件结束。但那晚上受的内伤，令我到现在只要一参加婚礼都还会吐血。
在这件事上，张富贵全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多年以后他也厚颜无耻地供认不讳，那的确是他设计好的一个圈套。他补充说，朋友就是拿来设计陷害的。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默默祈祷，希望他在约会的路上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被老鼠给掐死。但我又转念想起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无数快乐时光，他是我生命的底片。失去了他，我就有十几年的生命永远变成是黑白的。既然他带来过如此之多的欢乐，如何不能接受他带来的痛苦呢？
我和张富贵到今天都还是好朋友，尤其是他落入胡淑芬的魔爪以后，大家的交情更加深厚了。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内心的欲望而起贪念，淑芬说关键是别给他这机会。因为，亲情、爱情、友情都不是用来考验的。
红旗下的蛋——我的70年代同辈人
就像我曾经相信过自由恋爱一样，我曾经以为以年龄段来划分人群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不同的年龄群中依然存在思想相近的人，思想沟通上的默契远比年龄接近重要。
而现在的我，在爱情的问题上已经变成了“门当户对”学说的忠实信徒。因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相同的成长背景、文化教育程度、同一阶层的价值观，单凭爱欲的驱使，无从构筑爱情和婚姻大厦的牢固地基。
所以，在考察人群的分类时，某一时间段的划分还是必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人必然会打上当时的烙印。作为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使用的是同样的模具，他们具有鲜明的共性。我们的身上，不仅只是打着1970s的产品序列号，1970s对于我们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我们大多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品，我们出生的时代创造了中国最巨大的“婴儿潮”。在“文革”十年里，制造婴儿是当时人们为数不多的几项危险系数小的重要娱乐项目之一。而当时刚出生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都根本没有意识到，20年后我们这些过剩产品会面临多么惊人而痛苦的就学、就业困难。
由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拥有过幸福的童年。作为产品，我们隶属于不同的厂矿单位和军队的托儿所、幼稚园、自办小学。和幸福的1980s们无法相提并论的一点是：我们的父母都属于双职工，我们大多属于大家庭中的一员，双亲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沉重的工作之余，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我们的存在，给予我们充分的照顾和爱。
我们从生下来起就被编入了军队的建制，在固定的儿童培养机构里学习纪律和服从，我们通过布票、肉票等等配给票证而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生活里缺乏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不缺乏汹涌的人群。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幼稚园，我们身边都有人数巨大的同学。我们没有被特别关照的经历，更多的时间里，我们是在自己照顾自己。被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照顾，并且照顾着更小的弟弟妹妹。
在当时的上述任何一个场所里，你都可以看见相同的景象：老师雄踞在六七十个孩子的中间，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每个孩子发生了什么。她忙于制止斗殴，送生病的孩子去医务室。我们就在周围的地里，与周围的世界毫不相干地玩闹着。我们在野地里，根本没有察觉到外面的世界在改变。
远离了父母，或者在教育机构里，或者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着，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爱和关心。我们生来就患有“皮肤饥饿症”，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在面对吻和抚摸的时候，依然感觉尴尬，因为我们错过了学习它们的最好时间。在更多年后，我们也将成为一些汉语词汇的最后见证人。我们将是最后的叔伯，最后的姨娘，最后的舅舅，最后的姑母。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六个老人的世界里，我们的孙子将面对多达十四个长辈的家庭。
我们挎着草绿色的军用挎包去上学了，我们穿着哥哥姐姐留下的衣服，并且小心翼翼地穿着，因为弟弟妹妹们还将需要。红旗招展，标语鲜明的校园里集中着无数的人，他们都穿一样的绿军便装或者蓝色的中山装，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表情和衣着，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都走路去学校，因为当时的一辆自行车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他们不需要手表，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太阳的高度判断时间，并通过挨打而强化对时间的观念。
我们那时都坚信，军队是最好的，能成为军人是莫大的光荣，作为英雄而战死，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死，都是最大的荣耀。我们喜欢一切有关于军队的东西，红旗、铜号、臂章、军帽。我们相信秩序和纪律，校门口的黑板上任何白色的布告，都是神秘的禁忌。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那里走过，并因为道德上的自省而低下我们的头。
我们开始相信，这世界上存在一种神秘的必然，所有的行为都将指向必然的终点。我们在春游的日子里，站在阳光明媚、树木葱茏的山巅，必然高呼的是“伟大啊！祖国”；我们在学习雷锋的日子里，肯定会发现多于平常数十倍的好人好事在等待着我们去做，而我们在那天必须如此回答“我叫红领巾，我家住在中国”。我们的任何错误都必须以写检讨来解决。我第一次学会了关于迟到的黑色幽默：除非有特殊情况，不得迟到；而迟到不得归结为任何客观原因。
我们如同小狗一样在这世界里小心翼翼地到处试探，在一次又一次的教训里，我们已经习惯了成人世界的那一套东西，成为生存法则的东西，被大人们称为世界观和辩证法的观点。
然而一切在一个早晨全都变了。我们的德育课里再也不讲关于诚实的话题了。我的辍学回家的小学同学当了倒爷，全国开始表扬一种叫“万元户”的神秘人物。牛仔裤和录音机上市了，以前电影里流氓集会的专业舞蹈“迪斯科”居然可以在广场上跳了。我们疲惫地将教科书画得支离破碎，因为很多东西要改了。
开始有人叫嚣“读书无用”！新发明的单词是“脑体倒挂”。新东西大量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是满嘴的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诗歌在一夜之间重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许多人为那些久违了的美好的东西而激动。人们对舒婷、北岛、海子的名字顶礼膜拜。
一个叫海灯的人用一个手指将自己支撑起来，少林寺开始变成了武术学校。另一个叫严新的人宣称可以用意念将导弹致偏，并成功地呼唤来雨水扑灭了大兴安岭火灾，在美国终于由于惧怕他的能力而发明了精确制导炸弹的时候，他也进入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孔子不会谈论的“神、力、怪”是当时的时尚，全国有数千人宣布可以用耳朵“听”见字。
我们看见庞大的苏联在一夜间解体，柏林墙轰然倒塌。沉重的铁幕终于落下，世界人民
以为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对于政治，我们是旁观者，在诡谲的风波里，一切都难以辨明。
终于到高考了，十二年的准备，无数不眠的夜晚，像山一样高的复习提纲。我们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前浴血拼杀，将数十倍于自己的同龄人斩落马下，终于到达了彼岸。而当我们翻开《招生报》的时候，却是无比的茫然。十二年的时间里，我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冲过独木桥。而等自己真的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