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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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第一线进行探索。
１９５５年出版《人的现象》，１９５６年《人的出现》问世。光这类题目对我便有很大的煽动性。的确，在我偷偷形成世界观的最初三四年，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于我就是天空一下闪电、雷鸣，催我猛醒。
泰依亚的少数作品译成了英文。我只有通过英文去走近他。大概是１９６１年５月，我从一本英文杂志上读到他的思想，内心受到了一次不小震撼，就如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开始的那段如钟声般的引子——缓慢、均匀而庄严，其音响从倍弱发展到倍强——对我的冲击。
都是天风海涛，都是天地间绝妙的语言符号系统！
泰依亚说（大意）：世界是一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它拥有无限的容量。它必然会朝着上帝宏伟、壮丽的目标和场所前进。世界进程是有意义的。
他说出这个哲学命题和其他人说出的不同。他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发掘过多少哺乳动物的化石啊！这些化石必然会引导他作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其主角只能是时间。事实上，１９７２年后他出版了《在时间·空间中的反省和祈祷》。
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进程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引伸和发挥。其时未名湖畔土坡上钟亭的周遭已是夜色沉沉的情景。但我的内心却是月光如水水如天，此夜一轮满的澄明境界——这就是哲学的价值和用途。如果我不研究哲学，我这一生便是白过。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2）
最后我想提一下马尔萨斯。走近他的“人口哲学”是我走近西方哲学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批判马寅初校长才把我推了一下，才去读有关他的生平传记和论著。
从书本上结识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人生一大乐事。因为这意味着多了一个火把。火把是照亮人生之旅的智慧之光。
天上有“日月无私照”，地上有哲人的智慧烛照。
马尔萨斯（１７６６－１８３４）在本质上是一位进行哲学思考的经济学家。今天，他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出版）。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不过乐观不一定是进步，悲观不见得就是堕落。他确信：世界上的罪恶来自人自身。这是既定的，无法改变。让我说，这就是“人与人自身相遭遇”。或者说是：人与人性相遭遇。人的最大敌人是自己——这也是２１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课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连续几次发生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便是人与人性相遭遇的罪恶表现之一。
为了说明问题，马尔萨斯列出了一张表格。今天我还记得这张表格。我是坐在大图书馆读到的。阅览室的桌（长方形）、椅和台灯，古色古香，都是燕京大学留下来的财产。我最喜欢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读书，因为那里有种古风，有种“场”：“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那表格如下：
年 １ ２５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７５ ２０ ２２５
人口 １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 １２８ ２５６ ５１２
生存资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于是马尔萨斯得出结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在２２５年之后会增长５１２倍，而食物的供应只增长１０倍。（当时我强烈地感到：用数字说明问题最有说服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上升到了定量，上升到了数学，才是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一生，影响了我的科学哲学观）
这张表格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因为它很直观、形象、生动。
马寅初校长是对的。他姓了“马尔萨斯”的“马”是种光荣。这个马家是真理的同义语、代名词！我忘不了这张表格对我的启蒙！
诚然，世界上的许多不幸的确来自社会制度，但归之于人口爆炸是更为基本、更潜在和更持久。今天，在大上海的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１９８３年，岳阳路还很清静的。早上上班时间在１００米的路段，行人只有１０人。到１９９３年已是５０人！２００３年是１５０人！这就是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是我粗略点数点出来的，并作了记录。我感觉到里面潜伏着巨大危机。走在岳阳路上，我自然会想起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家又怎么样？至今我还在为那场批判忿忿不平。
在极左时期的中国，马尔萨斯就等于“历史反革命”。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却是一座灯塔。
叔本华有言：“大思想家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迷茫无际的大海里。”
看来，大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众多领域，寻找这些灯塔。没有比在海上生风暴的黑夜中从远处瞥见到从灯塔射出的一线亮光让我更兴奋、更幸福的了！
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
哲学不是我学的专业。恰如理论物理学不是我在课堂上的专业。西方古典音乐又何尝是我的专业？哲学、物理学、数学及其哲学基础、音乐、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统统都是业余的！业余的才最美，最有吸引力，最新鲜，也最勾魂！
统统都是业余的，但又都是我的专业，我份内的事。
情人最勾魂，于是才有婚外恋。哲学、物理、古生物、音乐……都是我的情人，我和它们在心理上的关系正是“婚外恋”，但又都是我的妻子！（当然这是我今天回过头去看我的学生时代。当年的我，并没有“婚外恋”的意识）
我记起我的童年。对面邻居李嫂有５个孩子，家境贫寒。孩子常以白薯（地瓜）当主食。这是穷人的早中晚三餐。我见了，特别心动，老是盯着他们的白薯。李嫂看出我的心思，常塞给我一块。母亲把门一关，说：
“你怎么啦，家里有大米饭，有肉有蛋，你反而没有胃口，专门盯着别人家的白薯！你有毛病啊？”
这里面有个心理学问题。
当年我对数学、物理、古生物学、地质学、音乐和哲学……有种狂热劲，便是我童年时代两眼盯着李嫂孩子手中白薯的继续和扩大。两者的心理结构有相似之处。
其实研究哲学的快感或快乐，归根到底是把握、理解世界结构的满足。这比做皇帝还过瘾。因为皇帝的威风不过是统治一个国家，而哲学是个“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笔，贯穿天、地、人，一一串起、收拾，便是哲学——这是我毕业离校时的认识水平。算是一篇毕业论文吧，仅仅是业余的。
三四十年后，我的所有写作（包括迄今为止出版的四十六本书），统统都是这个“王”字的深入、详尽展开。我是为这个“王”字才朝气蓬勃地活在世上。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3）
如果有来世，我还会为这个“王”字燃烧。
其实献身于哲学更需要热情、激情，更需要上下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点着，让自己两头烧。
哲学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住，它的价值全在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一再说，从事哲
学研究就是“朝圣”，向上帝走去。后来，好多次我看过藏民“朝圣”的纪录片，深为感动。好几百公里，一路跪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土地，动作一丝不苟。心目中只有神。
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至诚”。有了这份虔诚，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１９５９年，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叫“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团体或小组。在精神或思想上，我好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它的领导人是石里克，早年学物理，是普朗克在柏林的学生。整个团体成员有十来个人，学的专业多半是数学、物理，也有经济学家。他们的兴趣是科学的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我６年北大时期，“科学的哲学”是一个关键词。拿掉它，我的世界观便会轰隆一声坍塌，至少会严重残缺。“维也纳小组”有个特点：不定期在维也纳一家叫“中央咖啡馆”的地方聚会，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讨论哲学问题，人数不等，五六人，或七八人。指导思想是马赫的哲学。
当年参加咖啡馆神聊的有哥德尔，后来去了美国。在当代逻辑学中的地位，人们常把他同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相提并论，说他是“２０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
１９２４年“维也纳小组”开始以文会友。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哥德尔有时去参加有关数学、物理学基础的讨论。“维也纳小组”也在一家“拱廊咖啡馆”相聚。当时我多么羡慕这样一种自由讨论的环境和气氛！我希望北大附近也有这么一两家咖啡屋，即使是一杯清茶！
比如不同系和专业的学生、助教、讲师坐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自由发表言论。如果这是当年北大、清华、南大、复旦、浙大、交大和武大……的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反右后的北大和全国高校，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咖啡屋或茶馆！
主要原因当然不是物质条件。（并不要豪华的室内装潢和上等的咖啡。只要几把椅子和几张桌子，外加几杯茶水）全部原因是不允许有这样开放式的、自由思想的讨论和聚会！
北大６年，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学校附近（比如海淀镇）没有一家供学生和年轻助教自由讨论的咖啡屋或茶馆。写小说、拍电影可以反党，茶馆和咖啡屋也会隐藏着这种反革命团体的危险——笑话！
卡尔纳普（Ｃ．Ｒ．Ｃａｒｎａｐ， 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也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他有本成名作特别吸引我：《Ｄｅ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