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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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而沈从文对启功“下笔极度谨慎”、竭力避免落实详解实物的注释不满，自己写了近五百条送来，“启功先生一见，吓坏了！”最后的结果是“一字不敢采”。凡此种种，可见沈从文之“不合时宜”。

　　放弃亦是不妥协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他的作品已陈旧过时，所以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同时台湾也查禁了他的作品，沈从文的名字一时在文学史著作中几近消失。
　　但他对文学怎能忘情，创作欲望也并非完全寂灭，后半生还是零星写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向大哥感慨：“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沈从文曾构思写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在他脑海里久久盘踞的故事：1936年，夫人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被国民党杀害，想以其为原型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创作假，但这部长篇最终还是没能写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张兆和谈及原因：“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沈从文想在起伏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保持自己的创作特色与理念，而坚决不肯尝试《红旗谱》一类“成功”小说的手法。张新颖说他“也只能失败”。
　　1957年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蛮有意思。”昔日老友如丁玲、茅盾等人，也一度是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1958年气氛松动，周扬请沈从文当北京文联主席，被他婉言回绝。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自甘寂寞，从不妥协，似乎能印证钱锺书的一句评价：“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有人用“道家式的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几次在运动中逃过一劫，但张新颖不太赞同。在他看来，有偶然的因素，比如黄永玉写过“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请北京知名人士“向党提意见”，恰好著名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沈从文相邻，据说他发火了，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拒绝签名。后来却得以避过风头。但根本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
　　他的写作精力，投入到寄托一生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上。1963年冬，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会谈时说，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情况不符；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于是沈从文一直默默致力的研究得到大力支持，进展格外迅速。到1964年夏，样稿已基本完成。这本中国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正待出版付印，一股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新风潮又让一切停摆了。
　　很快“文革”袭来，还惦记着修订书稿的沈从文，大概没想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真正问世要等到17年后了。

　　“好急人”是工作常态
　　“文革”期间，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首当其冲写大字报“揭发”他的竟是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让他“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尔后他被定性为“反共老手”，先后8次被抄家，住房被占，分配的工作是打扫历博的女厕所，他苦笑道：“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1951年被执行枪决。他的命运是沈从文不声不吭握住的“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沈从文将弟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北京收养，“文革”时被注销了户口，辗转在亲戚间流徙。他痛心不已，毫无办法，病急乱投医，给江青写了封信，希望能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向他请教过写作，也旁听过他的课。但没得到任何回复。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的“五七干校”。张兆和已去了几月了。临走前，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抄家退回的资料乱堆到无处下脚。告别时沈从文叫住了她，“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即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允和说我能看看吗，“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研究停滞，部分“服饰研究”的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日后成为丝织物专家的陈娟娟，回忆老师沈从文，“‘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文革”中她和同学吃了苦头，不想干这行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1972年沈从文致信周恩来，得以回京工作。他旋即开展研究工作，家中住房被占，唯余一个小房间，夫妻俩只得分开住。沈从文一个人工作起来不管不顾，常忘了吃饭、洗漱、睡觉，还不断接待天南地北的来访者，为工艺生产提些“古为今用”的建议……两位老人起了摩擦，他写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劝她不要为“小处”生气，抓紧时间工作，“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
　　张新颖说，沈从文总有时不我待的感觉。“好急人！”在各时期的书信中，他只要谈及文物往往会如此表达内心焦虑。巴金后来回忆，沈从文几次写信都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巴金忘不了妻子萧珊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得到的温暖慰藉。“文革”中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关进牛棚，妻子萧珊病倒，一片萧瑟冷漠中，他们收到了沈从文的来信。萧珊拿着五页信纸反复地看，含着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不到两月后，她便去世了。
　　1975年，沈从文结识了学绘画出身的王亚蓉，愿意跟她学习，就想把她调到身边工作，于是向历博推荐。馆方录用后，不料领导却不同意她与沈一起工作，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拒绝了。但原单位已停薪留职，有半年时间沈从文每月个人拿钱资助她20元，解决生活问题。后沈托请王　帮她调入社科院考古所。“二王”每天下班后准点到达沈从文的小屋，绘制整理服饰研究资料，仿佛从事第二职业。
　　20世纪90年代，王亚蓉复制的荆州战国出土的丝织品开展，哈佛著名的人类学家张光直来参观，赞叹了不起，说她用的是源自美国的“实验考古学”方法。王亚蓉回答，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方法，我只知道沈先生让我这么做的。

　　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20世纪60年代以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大力推介，聂华苓、金介甫相继为其作传，以及一系列相关博士论文的发表，让海外一度掀起了“沈从文热”。
　　1980年，傅汉思、张充和夫妇邀请沈从文夫妇来美。在美国的3个半月，他访亲会友，其乐融融，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远超预期。沈从文知道有些听众期待听到他关于过往岁月的“受难证词”，但他却没有迎合，讲文学，更喜讲文物。
　　他在圣若望大学演讲时诚恳地说道：“许多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金介甫描述道，“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有听众说他活像一尊“弥勒佛”。
　　晚年沈从文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中说，“我的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此后不久，年过八旬的沈从文重返故乡凤凰。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记录了归乡中种种动人的片段。他对表叔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懂得的就值得！”沈从文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突发，他握着张兆和的手，留下最后的话：“三姐，我对不起你。”
　　沈从文去世后，国内的新闻一时奇异地没有发声。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京沪报纸，直到18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瑞典的马悦然从台湾记者处得知消息，打电话向中国大使馆求证，文化参赞竟答从未听说此人，让他震惊不已。马悦然后来透露，如果1988年沈从文没有去世，他确信当年学院将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
　　张新颖希望这本传记“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的关系”。沈从文昭显了一种生命形态的可能性，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历经社会风暴的摇撼，“弱小的个人却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而“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
　　（参考资料：《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人有病天知否》、凌宇著《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等）

安思远　一生痴迷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