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03期-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京。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城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
谁在编造历史作家吴稼祥说：“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多一个派别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最近读到的一些可以叫作历史的文章，让人觉得吴先生的论断真是正确。
还是拿大人物来说事吧。
周恩来是我们很敬重的一位好总理，他于1976年1月8日因患癌症不幸去世。周恩来去世后，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破例降了半旗，据说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于是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降半旗呢？”
这时，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走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场极为精彩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它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它的周总理却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那时中国只有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它的周总理却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总部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的外交官们个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最初听到这个事件时，也被感动得要命。可是2009年11月，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说是联合国总部从来没有给周恩来降过半旗！有网友还曾就此事于2001年致信联合国总部，答复是“从无此事”。
然而，最近又有人撰文说，联合国总部确实给周恩来降半旗了，但那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之举。联合国总部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其中有关志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办事处降半旗志哀一天。这样一来，瓦尔德海姆那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就成了无稽之谈，我也就激动不起来了。
我还要说说李四光。这个被称为“地质之光”的原国家地质部部长，因为提出了“地质力学”理论而誉满神州。据说正是靠着这一理论，中国才在东北大庆找到了石油，从而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可是，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而且“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
天哪，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结论，时至今日，全中国的男女老少有几个知道？受到“知遇”之恩的李四光，至死一言不发，而“有关方面”也不出来澄清，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就连中学地理课本上，还在教学生们运用“地质力学”找石油！
其他还有在太空能看到长城、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等，都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又有人出来辟谣，说并无此事，让人如坠云里雾里，不知东南西北。
把本来没有的东西，煞有介事地说出来、写出来，会起到什么效果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胡适说过：“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随便打扮。”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叫“三人成虎”，西方有句格言叫“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
如今，我们面对种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就更加怀疑起自己来。
　摘自《杂文选刊》2010年第8期

=
自己就是一种祝福我们的外在世界，就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射；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源自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你对别人不可能比对自己还好，一切都是从你自己开始。
戒酒者说，无论他们已经保持清醒多久，只要和酗酒的人泡上一段时间，就又会开始喝酒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喜欢抱怨，那么你得扪心自问，这些人是不是被你招引来的。当你已经成为不抱怨的人，而他们还是继续抱怨，就让自己远离这些人。如果他们是你工作上的同事，就换部门或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