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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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摸。前些日子，由于日本影片《望乡》的上映引起的种种非议之声，也正是这种现实的又一反映。有些人不是把《望乡》视为“洪水猛兽”吗？有些人不是指责“怎么能在中国放映这种反映妓女生活的影片”吗？不是更有些人愤愤然地抗议：“放映《望乡》，无异于教唆青年犯罪”吗？结果怎样呢？《望乡》放映了，不是也没有给生活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八亿人民带来什么可怕的灾祸吗？“杞人忧天倾”，天不是并没有坍下来吗？
鉴别自然界中的香花与毒草，并不十分困难，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分析和化验，仅需撷取其一枝一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鉴别文学作品中的香花与毒草，却并非如此简单。可靠的办法是，交给人民群众去判断，去检验。相反，假如仅仅依赖某个领导去审定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出戏剧是香花还是毒草，往往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高低优劣，长官审定”的做法，不但会一害作品、二害作者，而且会使文化专制主义披上“合法”的斗篷在文苑横行无阻。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了不少沉痛的教训了吗？“你们这不是要否定领导的作用吗？”也许有些人会提出疑问。我们的回答是：否。因为无论某个领导的马列主义水平如何之高，文学修养如何之深，处理事物如何之公正，主观愿望如何之良好，那也毕竟是一人之见，一人所感。而一个人的见解，即使怎样的高超绝伦，怎样的有独到之处，同群众的议论相比较，总难免有偏见，有谬误。由于这种偏见和谬误，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阻力、挫折和危害，难道还不够多、不够大、不够深吗？更使人寒心而且羞于提出的是，我们的某些领导，明明是文学艺术上的外行，却偏偏经常喜欢发表一些自居内行、故作高深的言论。这种言论的轻率和欠于思考，有时简直到了亵渎文艺的程度。往往在这样的一通言论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大砍大伐。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滥用职权造成的恶果较偏见更惊人。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心向往之、并非“叶公好龙”的领导，一定会愿意把鉴别香花与毒草的权利交给群众的。人民群众既然创造了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当然会有能力鉴别和检验作为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艺术的高低优劣的。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必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更可贵的是，在人民群众身上，经常表现出那种敢于维护“香花”的大智大勇。《上海的早晨》不是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为资本家歌功颂德”的“毒草小说”吗？而年青的桑伟川同志就曾公开为《上海的早晨》辩护，尽管被打成反革命，到处批斗，却始终旗帜鲜明，据理力争，顽强不屈。《第二次握手》虽然到处受到清查、收缴，但许多青年依然冒着“犯罪”的危险，相互传抄，珍藏至今。和《第二次握手》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还有，我们没有机会阅读这些“手抄本”，对于它们究竟属花还是属草无权发言。但广大青年不但传抄、珍藏而且终于公开呼吁为《第二次握手》平反这一事实，却足以说明，真正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是绝不会被群众遗弃不顾的。
某些人希望文苑中只开花不长草，那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实际上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有些人又担心社会主义文苑中会毒草丛生，那也不过是“忧虑症”患者的“病态心理”。土壤永远是既生花又长草的。只要人类不灭亡，大地上也永远不会发生只长毒草不开香花的单一现象。文艺上的民主是最好的除草剂，也是最好的催花剂。这种民主对任何人都应当是平等的。即使你是个赫赫的大人物，我是个区区的小百姓，你有批评的职责，我便有反批评的权利。你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你未必同时是一个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你对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出戏剧的言论，只能算做一个读者、一个观众的感受而已。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正从文艺专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些年来，文艺专制主义在文苑中造成了一种恶劣的乌烟瘴气！某些手握文艺“批评武器”的人，专门善于从一部电影的几万米的胶卷中去发现哪几尺镜头是“有毒素”的，从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发现哪几章哪几节哪几页甚至哪几行文字是“大有问题”的，从一出多幕剧中发现哪几句台词是有“影射之嫌”的。于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帽子棍子，乱飞乱舞，直至将作品“批得体无完肤”，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作者搞到“身败名裂”，从此噤若寒蝉，方肯罢休。还有某些人，专门善于察言观色，奉迎长官意志。某长官对某作品若说了一句“不错”，经他们之笔，一抬一捧，朝暮间便会成为“盖世杰作”，文苑中“独一无二”的“香花”了！某长官若对某作品说了一句“不好”，甚至仅只是摇了下头，皱了下眉，那么这部作品便注定遭了厄运。经他们之笔，一贬一打，便会成为“天字第一号的黑文学”，需要立刻斩茎除根的“毒草”了！这种乌烟瘴气，当首先从文苑中横扫干净，而后用消毒水冲刷，再也不能让其污秽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阻碍我们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了！
只要我们真正造成了一种文学艺术上的民主空气，真正把鉴别香花毒草的权利交给群众，社会主义的文苑中，必定会开出更多更好更美的香花来。香花多了，毒草自然也少了。这种简单的逻辑，似乎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吧？这种正当的要求，似乎并不是过份的奢望吧？
让我们的文艺和出版工作，多一些民主的作风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
王云缦/梁晓声
谈批评与知音
《世说新语》中曾讲到一个故事，说三国时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写好后很想请嵇康看一看，于是把文章放在衣兜里，去见嵇康。走到嵇康家门口，忽然觉得害怕，不知道嵇康对这篇文章会提出什么责难，不敢见嵇康的面，便把这篇《四本论》从门外扔进院内，拔脚就走。
此事看来似乎很可笑，但却告诉我们，古人著书，求一个知音者的批评之难。三国建安时，曹丕著《典论论文》，就感叹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南北朝时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也对某些片面的文艺评论，加以批评，说它们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在对别人著作的评论中，以己之所长，轻人之所短，这是弊病之一；合于自己见解和趣味的大加赞赏，与自己不合的则一概否定，这是弊病之二。古人这些对批评的评论，还是可以有所鉴戒的。
当然，古人也有好意修改别人的作品而得罪的。据《唐诗记事》载，牛僧孺应科举时，曾将自己的诗文投献于诗人刘禹锡，刘禹锡乃“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历二十余岁，刘转汝南，公（即指牛僧孺）镇海南”，二人又一次见面，牛谈吐之间对刘很不客气，还给刘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意思是说，你莫怪我喝了酒用言语轻薄你，你只要想想过去我把文章投献给你，你就明白了。过后刘禹锡对自己的儿子说：“吾成人之志，岂料为非；汝辈进修，守中为上。”表示大为后悔。这一记载是否确实，还可进一步考核，如据史传，牛僧孺做过淮南节度使，从未在“海南”做官，恐字有误。古人记此事，大约也是说明以文字贾祸的一例。刘禹锡“飞笔涂窜其文”，可能改动的多了一些，但牛僧孺的度量也实在太小。如果我们现在出版社的编辑，碰到几个象牛僧孺那样的作者，恐怕不敢下笔了。
上面说到曹丕，且说建安时期，群雄纷起，三国鼎立，曹魏的文学是最为兴盛的，这主要是社会原因，但与曹操父子有意识的提倡以及他们的作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就曾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帝即曹丕，陈思即曹植。当时曹操是丞相，封魏王，曹丕是魏太子，曹植是贵公子，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士。可以注意的是曹植有一篇写给杨修的书信，收录在《昭明文选》中，即《与杨德祖书》，其中有一段，颇可玩味：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这段文字，从文章角度看，也是摇曳多姿，声情并茂的。笔者以为，它给人的启发，不只是曹植临文的谦虚态度，而且可以见出曹植与其属下文士谈论文章时的那种平等待人的作风。丁敬礼为丁，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文士传》，他建安时曾任黄门侍郎，史称其“少有才姿，博学洽闻”。曹植先封平原侯，后封临侯，属下的文士有杨修及丁仪、丁兄弟。曹植当时既以贵公子之尊，又才情横溢，给人的印象，正如《三国志》本传所称，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但现在读此文，那种与属下文士平等谈文，请人讥弹其文的精神，至今读来，尚感亲切。
丁敬礼的话也有启发。一个作者请人提意见，没有比他这番话再得体的了。“文之佳恶，吾自得之”，表示自己心中自有准则，并非盲从，也不是一听到批评意见，就六神无主，紧张得不得了。但还是请曹植批评者，是因为“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