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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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曹禺年已六十多了，但仍一头黑发，他是个坐立不定的矮小的人，不肯安坐一会儿，也不肯少说一句俏皮话，他叫演员们安静下来，听我详谈对演出的意见。我怕的就是这个。这出戏不管怎么富有异国情调，但没完没了的重复，使我感到沉闷。从我察觉到的观众的情绪来看，重复在中文里也是重复。
“坦率地说，”我说，“我想大概是由于我不熟悉你们的历史，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剧本本身使我感到沉闷。”演员们的脸上马上掠过了惊讶的表情。当然，他们仍穿着华丽的中世纪服装，他们脸上的化妆更加突出了他们的表情。
曹禺惊讶地张大眼睛说，“你为什么认为它使你感到沉闷，你能谈一谈吗？”他是用英文说的，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到过美国，有机会欣赏奥尼尔的剧作。他的两个著名剧本《日出》和《雷雨》，我早一天就读过了，觉得是描写三十年代早期腐朽的中国的上海生活的动人悲剧。说真的，以曹禺的内行，使我感到放心，可以大胆得近乎发疯地批评起一般被认为是伟大杰作的一个中国剧本。
“我认为，”我答道，“在头一个小时内，故事就讲了四遍，可能是五遍。每次都有另外一批角色讲一遍，但每次都没有增添什么新内容。”
曹禺稍为沉默一下就马上跳起来高叫“好啊！”，这时全体演员都鼓起掌来，向我拚命点头。“我们在这里苦苦思索了六个月，要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戏这么沉闷，可是他看了一遍就能告诉我们！”演员们都高兴已极，七嘴八舌地怪起作者来，他们说话很快，但是含意是我很熟悉的，不等苏光翻译给我听，我就懂得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把它改编一下？”曹禺建议道，演员们又鼓掌，点头表示赞成。分手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们这么容易就能够互相了解真是难得，只有剧场才有这种普遍性的规律。不过当然，医生也是这样，而且物理学家、各种专业的人都生活在基本上相同的天地里，不分国籍或制度；只是我们的历史才有这样大的不同，使我们处于这样多种的成就、力量、软弱的水平上。
完全另外一种的戏是我们在上海看的反苏闹剧《彼岸》。即使在《丹心谱》中，你也不能不注意到演技过火，这显然是中国人的一种通病。一句本来要引起对方微笑的话，却使听者大笑；轻轻一笑变成了拚命点头的狂笑。碰到熟人时表示相识的动作，成了猛拍一下对方的肩膀，外加哈哈哈大笑。而且还有一种倾向，开始说话时面对着说话的对象，结束时却面对着观众，似乎每个中国演员都害怕观众马上就要走似的。显然这是京剧传统，在京剧中，不论这是多么做作，却是由来已久，因此可以令人相信，但是从现代现实主义来看，这显然是做作的，不可信的了。
在《彼岸》中，对这个剧本所要求的现实主义只有极不牢固的掌握，尽管“现实主义”一词很难用来形容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除了非常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外，还是，或者听起来象是一种委员会的幻想曲，这种委员会同“创作”我们国内的一些电视间谍或犯罪戏的委员会颇为相象。不过，必须承认中国演员的模仿能力，他们学俄国人的样子，甚至俄国人的腔调，极其相象，令人可笑，观察入微，令人可信。也许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一对演员表演在舞厅跳舞的场面，他们两人以前从来没有跳过舞，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那样跳过舞。要演一个俄国人在一家时髦的瑞士旅馆舞厅里紧搂着女人跳舞，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要揭开好几重厚厚的帷幕。
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导演黄佐临，另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前辈（文化大革命毁了中年一代，剩下只有老年人在当家了）。黄佐临讲话很少大声，动作持重，他在三十年代曾经在英国随米契尔·圣丹尼斯研究戏剧。他出身富有（他的父亲是美孚油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态度文雅，从他的姿态高贵、头部转动缓慢来看，是个十足的贵族。他被派去养了三年猪，学习毛泽东著作，供认反革命梦想。
英珙和我正好同那个每天到黄佐临牢房般小屋子里来斗争他的那个女演员是朋友。那个女演员现在住在纽约，她请我们探望这位老人。我们在中国紧张地活动了几天之后才理会到她的这个建议的含意。在六十年代，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年轻人之一，被派去震撼一下他们的长辈，一直到他们的资产阶级——毋宁说是独立的——思想如数的倒在地上，流到阴沟里。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完全感到糊涂了。他一定对她那么待他感到怀恨吧？但对我这个问题，他持重地回答，“一点也不。她从来没有粗暴对我，她只是犯了错误，象那时候的许多人一样。事实上，我也是。”
“为什么？”我问。
“我原来以为周恩来是赞成把我这样的人送下去的主张的；要不然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这样认为。因此我决心尽力肃清我的反革命思想，尽管我不知道有没有。事实上，我并没有。只是到了最后两年，七五年和七六年，我们才知道有分歧，他们是要毁灭我，毁灭文化，毁灭周恩来。”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尊严的人养猪施肥。他们看到他在土堆里打滚，一定特别高兴。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我想最难受的是，”他微笑道，“是三年之中每天看见我的妻子在一条小河对岸的田里干活而不能对她讲话。”
“那时你也认为周恩来是赞成这样做的？”
“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想了。”
“你认为这种事情还会在中国发生吗？”
“会的。我很肯定地认为会的。还会发生好几次。但是也许下次对于有用有好处的东西不会这么破坏了。”
他知道过去，那是很久长的，看来，将来也很久长。也许在中国没有悲剧，因为时间无限，不论过去和将来都延绵不绝。
董乐山
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
美国刊物中，每周登载“最佳畅销书目”最受重视的，只有两家；一家是知识界阅读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家是出版界行业杂志《出版商周刊》。后者销路不大，但是本行业和图书馆学者及作家们必读的，故影响较大，所载书目可以直接影响销路。
不论哪家的“最佳畅销书目”，共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每种每周列十种，至年底再列出年度最佳畅销书目。《出版商周刊》于1895年起即列此书目，于1978年增至十五种，这是因售书生意兴隆之故，每种都销十万册以上，成了出版界空前盛事。
《出版商周刊》这一年一度书目是根据全国各大书店实销数统计出来的，不包括各读书俱乐部、邮售、国外等的销数。
这里依次介绍几本主要的：
1978年名列第一的小说是詹姆斯·米切纳的《契沙比克》，一年内销851，729册。米切纳战后以《南太平洋故事》成名，写了不少历史性的小说，如《夏威夷》、《百年镇》等，以场面大、时代长著称。《契沙比克》也是这样一部描写马里兰州的契沙比克湾从十六世纪直至目前的一部历史性小说。这也是兰登书屋创办以来销路最好的一本书。
第二位是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续篇《战争与回忆》。沃克也以善写流行小说闻名，他的最佳作品还是1951年的《该隐号叛舰》，刻画了一个暴戾刚愎的舰长性格，改编电影后曾由影坛硬汉亨弗莱·鲍嘉主演。《战争与回忆》是去年十月出版的，比《契沙比克》晚了三个月，因此进入1979年后继续畅销。
1978年十五本畅销小说中有好几本是通俗流行小说，没有文学价值。比如位居第三的《愚人必死》，是《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所著，写好莱坞和大赌城拉斯维拉斯内幕的，趣味不高，文笔拙劣，甚至有文法不通之处，评论界对此评价甚低，有人甚至戏称“愚人才买”。但因故事有趣味，1978年销了274，084册，平装本版权竟高抬到二百二十五万元，打破纪录。
位居第四的《血统》和第五的《顾忌》也是同属于情节复杂、注重色情和暴行描写的作品。后者的作者是个女作家，虽是处女作，却充满了色情。这就不如第六名的另一女作家贝尔娃·普兰的处女作《常青》，它写的是一个犹太女性的奋斗史，虽然由穷致富，有些俗套，但多少反映一些社会面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在文坛有声望的作家的作品这次居然也列入最佳十五名之内。一是霍华德·法斯特的《第二代》，列第九位。法斯特在五十年代脱离共产党，近年来写了几本小说。《第二代》是他有关加利福尼亚开发的历史性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叫《移民》，年前也属畅销。另一个是最近故世的詹姆斯·琼斯，他的遗作《口哨》列入第十五位。这书是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死后遗稿未完，由他的好友威利·莫理斯续貂。
令人兴奋的是进入1979年以后，每周最佳畅销书目中也包括了两个比较严肃的著名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是约翰·契佛的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能够畅销还是少见的现象。另一是约翰·厄普达克的《政变》，喜剧性地描写非洲新兴国家的社会矛盾。但这两本书能否长期畅销，列入1979年全年名单，还须到明年此时，才见分晓。
此外在这里值得报告的是，最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籍老作家伊萨克·辛格的近著《索沙》，虽未列入1978年名单，但在半年之内（去年七月出版），销了77，841册，不能算少。这也是因为美籍犹太人文化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