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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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李洪林
解放“内部书”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象《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至不明下落。有位同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迳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雨辰
制止“侵吞”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出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书刊被浪费！比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多半是大部头，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有许多领导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刊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付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按级发。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几十部热门书，就更不讲需要与否，照例是常委每人买一套，专需此书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连影子也看不到。这些书刊送来之后，有的还荣幸地被主人“光顾”一下，有的则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尘封鼠啃，或者回炉化浆！如果大大削减被这些办公室所“侵吞”而且白白浪费掉的书刊，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印刷其他更有价值一些的书，供给人民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更大得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为什么不学会这样作呢？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原来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为这个问题发过议论，写过文章，下过指示。列宁严厉地批评过大量书报“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现象，主张削减分配给公务人员的份额，让广大追求知识的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列宁说：“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如果我们也能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减少免费供给各办公室的书刊的份额，压缩一切不必要的用纸；如果把“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浪费的书刊纸张节省下来，就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农业教科书和工业教科书。”这样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者”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何乐而不为之！
辛山
海关这一关
国家要现代化，科技在引进，文艺也有个借鉴的问题。回想“四人帮”时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广大读者与外国隔绝多年，致使我们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有时甚或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不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大不利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打倒“四人帮”，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然而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其中，海关便是一个。
近年来，国外的朋友们曾寄来大批外文图书，许多都被海关以“不合规定”的罪名打了回去。什么规定呢？对不起，“内部掌握”，不能出示。过去的“文艺书籍一概不准”，姑置勿论；“四人帮”垮台，中文莎士比亚解放，洋文莎士比亚才获准入境。可惜不是所有外文书都有中译本！既不准进，当然也就无从译。先有蛋？先有鸡？还是那个老故事。现在的“规定”何如？笔者日前去探问，答复是：“好书可以，有问题的不行。”
看来，海关大概拥有我国最大的一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他们时间充裕，能将所有寄来图书逐页审查；他们学术精深，一言便可定论；他们用心周到，唯恐不谙世事的纯朴人民受到“污染”……
可是，居然又发生过连韩素音女士的友好客观的作品也要被禁的笑话……
我们要请问海关，你们的那套“规定”（如果真有什么成文规定的话），究竟源出马列经典何卷何篇，所本中国宪法哪章哪节？这种作茧自缚的办法之愚不可及，大概只有连打字机录音机都不准寄进差可媲美。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制定出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公诸于众，俾有所遵循？
我们真诚地希望，一切从四个现代化出发，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还是以这样为好。
黄仑
借书难
既然买书难，而书又不能不读，求其次，只好去借。
但是，阅览时间便似乎故意和你作难。你上班，它开门；你下班，它闭馆。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自修的，不啻拒之于门外。即或得以升堂入室，交上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不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