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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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弟。
　　　　在卢书记面前回顾文化革命，回顾林彪、“四人帮”如何使他丧失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信念而看破红尘；在哥哥面前同意说自己没有理想和信仰，“狂怒地一下子脱去背心”，擂着留有伤疤的胸膛，大声喊出“受伤的不光是外头，是里头！”——这是作为作者概念传声筒的弟弟。
　　　　固执地责问卢书记“为什么这么卖劲？”又深夜找到哥哥问“老卢为什么不说那些个套话……”——这里弟弟又成了作者填补艺术空隙的工具。
　　　　倘佯街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走向“红尘”当质量检查员——这是最后被作者用“定身法”定在舞台上令人百思难得其解的弟弟。
　　　　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可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认为反“四人帮”的斗争没什么用处的人，又怎能发出清醒的抨击？——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消沉的人可能清醒，或安于消沉而自得，或因为消沉而苦恼，不一定认真。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看破了“四人帮”及其流毒的“假”而消沉，并且因为消沉而苦恼，苦恼到影响整个生活的程度，当他遇到象卢书记这样说真话、办真事的领导，当这个领导要他走回“红尘”和大伙儿一块参加对“假”的斗争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所迟疑——弟弟却既因逍遥“红尘”之外而极度苦恼，又于这种时刻在“红尘”边缘徘徊迟疑。只有不自知沉睡的人才沉睡。因消沉而苦恼的人是因为理想和信仰受到了伤害。无论沉睡的还是因消沉而苦恼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心灵空白——弟弟却承认。而且无论沉睡还是消沉的人，甚至那些妄图把老干部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都不会对复出工作的老干部的干劲感到奇怪，更不会想去责问——弟弟却去责问。
　　　　让弟弟责问卢书记，是为了从卢书记口中引出那句“我爱咱们中国……”的点题警句。把弟弟“定”在街上继续徘徊，是为了慷慨激昂、最后画龙点睛地喊上一句：“醒来吧，弟弟！”叫弟弟讲卢书记“没说套话”，是因为卢书记分明象“四人帮”的“样板戏”中的“英雄”一样可笑地说了“套话”。让弟弟沉痛地回顾“看破”的历史又愤怒地承认失去了信仰，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控诉“四人帮”和揭示真理。而最终因为什么，刘心武会写出这样一个既头脑清醒又十分认真，根本没有沉睡却又强迫他不要醒来的消沉者呢？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呢？
　　　　因为他试图把一切归结为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笔下一切生发自一个概念：“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因为他把革命文艺的暴露使命仅仅理解为“控诉”。
　　　　在《班主任》具有一定深度暴露性的慷慨激昂的议论文字下面，就已潜伏着这样一种危险：把一切罪责简单地归于“四人帮”，用“控诉”代替“暴露”。可惜批评家们没有指出或许也没有看出这种危险，于是刘心武迅速地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同时是最便捷的道路——走了下去。
　　　　暴露，触及真实，那会触动多少还没有既定的概念，那太可怕了。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四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一切会多么简单明了！
　　　　沉睡的和消沉的人们，沉睡的和消沉的青年，这是社会存在，但却是多么复杂的社会存在。刘心武不成功地触及的“沉思的一代”，是过去那场革命最宝贵的产物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产物之一。他们中的一批勇敢者推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他们的复杂又不下于那场革命本身。并且不只这代青年，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因沉思，因探索，因清醒而消沉的人，在“四人帮”窃踞国家权力时曾比比皆是，在流毒仍控制一部分权力时还将存在，他们绝对不应是鞭笞和唤醒的对象。需要鞭笞和唤醒的，首先应当是那些毒液渗到了血液中，在毒液中沉睡还自以为清醒，横陈在四化前进道路上只会用“帮”方法思想的沉睡者。
　　　　想大胆触及沉睡和消沉人们的主题，想尖锐指出它的罪恶渊薮，却又没有触动真实的勇气而只限于尽情控诉。想塑造沉睡者的形象，却又需要沉睡者协力一致尖锐大胆地控诉。于是有了这个永远不会睡醒的清醒的消沉者。这个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这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
　　　　控诉当然也是一种武器。当“四人帮”窃踞权力时，起来控诉他们的罪行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当“四人帮”刚刚倒台时，普遍的、群众性的控诉也曾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当我们为肃清流毒继续奋战以争取前进，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时，文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和社会意识，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和残存的一切罪恶简单地归于“四人帮”，只是大声疾呼地控诉“四人帮”，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从概念出发的图解作品。图解不通时就会产生背逆生活和艺术真实以至违背艺术逻辑的作品。只有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深入到不是既定概念可以图解的有时是可怕的真实中，挖掘出“四人帮”所以能够为害，流毒所以难于根除的社会根源，为新时期的伟大建设启示必要的历史教训和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文艺才能尽到揭批“四人帮”的神圣使命。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文艺作品一般限于图解性“控诉文学”，可居然有人把它们作为“暴露文艺”加以反对，更有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捍卫它们。但只限于捍卫，这一切又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这样的舆论，这样的影响，会给整个社会和文艺界定下这样的基调：这些已经很不错，很大胆，走得很远了。因此而堵死真实的道路，堵死现实主义的道路，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文艺的战斗力。
　　　　在拨乱反正的过去的两年里，这种状况可以理解。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应当有勇气承认和改变这种状况。
　　　　刘心武，如果继《班主任》之后，不断加深暴露的深度，加强歌颂的力量，努力学习现实主义小说技法，把议论化为形象，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可惜，我们的批评……。希望刘心武正对现实，不务虚名，在新的伟大转折面前，也来一个转折，从光滑的地板走向坚实的土地。
　　　　　
　　　　1979。1。12

林大中
1979年第1期；总第1期　…　书讯


　　　　《“四人帮”哲学批判》，陈晏清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312页。
　　　　“四人帮”是一伙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没有什么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重视用哲学武器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本书首先分析“四人帮”打着“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幌子下用先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接着又具体解剖“四人帮”同实用主义的渊源关系，以实用主义向党进攻。本书还揭露“四人帮”怎样把辩证法的两点论诬蔑为折中主义，并在“批判”折中主义的名义下攻击辩证法，怎样用夸大和歪曲阶级矛盾的手法，将阶级矛盾代替一切矛盾，怎样挥舞所谓“斗争哲学”的大棒推行反革命的捣乱哲学，以及怎样在“维护”新生事物的幌子下扼杀新生事物，在“反复旧”的幌子下搞复旧。本书又有两章专门批判“四人帮”推行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论”和大搞其诡辩术。
　　　　在批判“四人帮”的反动历史观部分，本书批驳了他们所散布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关系新变动”、“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物质基础”等谬论，指出上层建筑决定论是“四人帮”历史唯心主义的总表现。“四人帮”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是整个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鼓吹的“路线决定一切”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正如本书指出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实质和核心是法西斯的权力意志决定论。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崩溃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晏清这部二十万言的著作，将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起到积极作用。（震）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31页。
　　　　要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生产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准，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经常要考察和分析某些经济统计指标。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各异，各国公布和使用的经济统计指标的涵意、统计范围、计算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外国的经济情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一书，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统计中选择了四十组基本经济统计指标，详细介绍了美、英、日、苏等国各项指标的内容，分析对比，指出了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它不仅限于介绍指标的涵意，而是从理论上讲明它的依据；在文体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不妨举一简例：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活动的最概括最重要的指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把它当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经济危机的直接标志。该书在介绍这一指标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一是把劳动、资本、土地说成是生产三要素，认为凡是生产要素都创造收入，从而将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均视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这就掩盖了利润、利息和地租是剩余价值转化形态这一阶级实质。二是把“服务”（或称“劳务”）也包括在生产和生产性劳动概念中，认为举凡经过市场的服务收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