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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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民
也必须“以销定产”
目前一方面是书荒，又一方面是书有过剩。
《辞源》已在修订。《辞海》的修订本，已陆续分册出版。合订本今年可以出版。其他如《现代汉语辞典》，书店里看不到。就是《新华字典》，也要碰运气。文艺名著，在北京很少看到上海出的，不知上海能否买到北京出的。专业参考书，有许多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过的，现在久未重印，大中学师生、科技人员都有书荒的感觉。
目前的热门书，有学习英语的读物和数理化辅导材料，大量印行也无法满足需求。但购买者有很大盲目性，似不应列入书荒范围。
至于农村，特别是山区，大概可以说是书荒严重，也看不出有缓解的征兆。
另一方面，却有书的过剩。
有时书店处理这种过剩的书，到机关、学校去卖廉价，一看印数，往往是原来印了数十万或二百万、三百万册的。
我们现在纸张困难，印刷力量也比较有限，而出现这种书荒与书的过剩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我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恐怕是没有实行“以销定产”的方针。出版社、书店都是有计划的，但并没有掌握销售，并根据销售来考虑产量。于是“计划”的盲目性很大，或者说是主观主义泛滥。如果改变这种状况，相信书荒和书的过剩都可以逐渐缓解。
文博
开架售书何其难
前一段，许多读者纷纷要求书店开架售书，结果如何呢？北京书店至多只将科技书敞开，其它书陈列了一些样本，绝大部分的书依然摆在离读者一米以外的货架上。
书店开架售书何以如此之难？据说其主要原因仍是防止丢书和书受污损。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不在社会上有些人的觉悟如何，而在于书店的领导有没有决心为广大读者更好地服务。人的觉悟总是参差不齐的，如果必须等到每个人的觉悟提高了，才能开架售书，那要等到何年何月？仅仅因为少数人的觉悟不高，就把绝大多数读者都作为需要严加提防的对象，是不是“因噎废食”呢？开架售书，营业员需要有训练，也很有可能需要增加营业员的人数。但这些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么？别的地方不说，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其经验就不值一顾么？
另外，书店有时过于拥挤，我觉得和现在书店的门市部较少，也有很大关系。书店似应在可能范围内增设一些网点。至于防止书籍被污损的问题，其措施，一方面是在门市上多提醒读者爱护书籍，另一方面恐怕也得准备少量的样本，将来削价处理。为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的书店负担少量的损失，应该是十分值得，也十分必要的。
有一种说法，说是开架以后，大家都来书店看书，要买书的反而买不到了。这是奇怪的论调，把读者拒之于门外的论调。
我殷切地希望各书店和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尽快地彻底地实行开架售书！
齐志
这一关也有难处
我是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谈点我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我很赞成制定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或“印刷品管理办法”。有了明确的法规，工作人员就好办多了。“四人帮”时期，把什么都看成封、资、修，一不小心就会扣上右倾或便利了阶级敌人的帽子。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文豪的作品，稍有常识的人谁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但在那时还不是忍痛退回国外！现在扣放尺度相当宽了，甚至比1966年前还宽。据统计，1978年不准进口的印刷品不到进口总数的万分之一。然而还需要总结经验、制定法规，以便掌握，勿使过宽过严。
要做好工作，还必须建立一支力能胜任的印刷品监管队伍。现在搞这工作的人员屈指可数，且未受专门训练。我们经常遇到许多不懂的东西，就是知道的东西要下结论也难，有些书是多少年来争论不清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四出请教。感谢许多研究人员和专门家的帮助，这些年我们总算应付过来了。今后进口的书会更多，面也更广，只有几条法规还不行。要做到放了的要有把握，扣了的要有理由，是不容易的。监管人员要政策观念强、文化知识广，这就要求组织上切实培训和社会上的协助。
我们的工作还必须有群众监督。如果海关扣了印刷品，我以为可以提出异议，展开讨论。既然是讨论，双方都要讲道理。这样做了，不是所有的分歧都能解决，但冤案总会少些。如果放得宽了，也可以提出来，最后海关可以权衡利弊，定出恰当的扣放尺度。
赵凤凯
祭文·悼词
参加追悼会回来，若有所失。参加的既然是追悼会，当然会若有所失，有什么好说的？我是说明明赶到了八宝山，明明在礼堂里肃立了十来分钟，可是我的哀思好象没有尽情地宣泄，或竟是简直没有得到宣泄，因而若有所失。
于是联想到两篇祭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
这两篇祭文都收在《古文观止》里，我小时候读得相当熟，背得出，现在可不成了。书架上有中华书局去年重印的《古文观止》标点本，我兼用眼镜放大镜还看得清，就把这两篇重读一遍。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仿佛死者就在身边而且句句听得清似的。韩愈对他的侄子十二郎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咱叔侄两个年纪相差不大，嫂嫂说过，韩家的指望就在咱两个身上。他说当年为谋生各地奔跑，以为将来总能够长久共处。他说自己年纪不满四十，眼力差了，头发灰了，牙齿动摇了，只恐寿命难保，使你十二郎抱恨无穷，谁知道你竟先我而死。真的吗？恶梦吗？传来的噩耗怎么会在手头呢？以下说料理十二郎的后事；怎样处置他的遗孤，假如力量够得到，准备把他迁葬到祖坟上。接着发一通感慨，说天涯地角，长期分离，生不得相依，死不得梦见，全是我的不是，还有什么好说。从此我也不再想旁的了，只愿教导你我的儿子，期望他们成长，抚养你我的女儿，准备她们出嫁。话虽说完了，一腔心情可说不完表不尽。“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问十二郎究竟知道不知道，还是仿佛十二郎就在他韩愈身边似的。我想，韩愈写罢这篇祭文，大概在悲痛的同时感到挺舒畅，因为他把哀思尽情地宣泄出来了。
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三次说“呜呼曼卿！”当然是对石曼卿说话。一说他石曼卿必然会有传世的声名。二说他石曼卿该不与万物同腐，可又想到自古圣贤都只剩枯骨和荒坟。三说自己系念跟石曼卿的交情，不能把盛衰之理看透，因而悲怆非常。这一篇是韵文，如果善于念，念起来叮叮当当，铿锵有致，相当好听。可是就祭文而论，未免嫌其泛。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管对象，只图自己发一通感慨，那么用来祭无论哪个朋友都成，不限于石曼卿。
单凭两篇祭文当然不能判定韩欧二人文笔和风格的高低。如果给这两篇祭文评分，大概谁都会说韩的得分该比欧多吧。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好象是相信有鬼论，不相信神灭论，可能有人要说这是古人的局限性。我倒要为古人辩护，人类可能永远难免局限性，古人这点儿局限性又算得了什么？
读完两篇祭文，再想如今的追悼会。追悼会不用什么祭文而用悼词，悼词不是对死者说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话，可以这么说，在这一点上，咱们逾越了古人的局限性了。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按毛主席的意思，悼词自然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惟有充分表达大伙儿的哀思，才能使大伙儿深深感动，更加团结。悼词中历叙死者的经历和工作，表扬死者的业绩，勉励大伙儿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死者的所有优长，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表达大伙儿的哀思。因此我想，悼词和祭文虽然不是一回事，也该写得《祭十二郎文》那样恳切，不宜写得《祭石曼卿文》那样泛。
悼词的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却有例外。某些悼词的末了一句话是对死者说的，就是“某某同志，安息吧！”
读者同志假如不嫌罗索，请容许我谈谈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
据我的未必可靠的记忆，前些年在悼词的末了用这个话作结的相当普遍。一九七三年七月中旬，首都举行章士钊先生追悼会，郭老致悼词，却没有说这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从此以后，或用或不用，好象不用的比较多，不过不敢说定，最近还听见过两次呢。
我一向反对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每听见一回，总感到异常不舒服，难以描摹。为什么不舒服，大概有四点：
通篇悼词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惟有这一句是对死者说，文体见得不纯。这是一。
感情太激动了，有时把死者当成活人，跟他唠唠叨叨说一通，也是有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末了这么做，未免犯了跟韩愈欧阳修同样的局限性，总之不怎么好。这是二。
对死者说“安息吧”是从哪儿来的？原来是天主教里的规矩。天主教徒念完了为死者祈祷的经文，就在死者身上浇圣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