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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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集》读后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朱执信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收文百余篇，编次大体上依撰写或发表的时间，向读者展示了朱执信（1885—1920）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十五年间政治实践和思想发展的过程和阶段。
朱集头一组文章，主要是反映朱执信从一九○五年至辛亥革命前，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论战，为民主革命准备舆论。这些文章，批驳了改良派抵制革命的“君主立宪”论，戳穿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政治骗局，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提出了革命的主体是“平民”、“细民”，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豪右”。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成功，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革命遭到挫折。朱执信坚定地站在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一边，投入反袁的“二次革命”，参加护法运动，开展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朱集辑录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论著二十一篇，这些文章着重驳斥了反对民主共和的“开明专制”论。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朱执信在五四运动后发表了大量文章，重新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方向、动力和对象问题。五四运动使朱执信认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中国问题的解决“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他决心此后“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第321页）他热情称赞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运动，“增益他自己将来理解学问、应用学问的力量不少”。（第494页）他希望今后学生仍应“不与社会绝缘，对于社会上运动，不绝注意，不绝批评”。（第374页）他还提出学生的眼睛里不能只见学生，学生运动应深入广大农村，“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第879页）。他注意到“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如果“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第725、726页）。朱执信对于工农是革命的“真正的力量”、学生运动的方向应当与农工运动结合起来的认识，标志着这时期朱执信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并向新的道路转变。
一九一九年八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神圣不可侵和偶像打破》，是朱执信在五四时期对旧世界宣战的一篇檄文。文章尖锐地提出：诸如现存的君主、国会、道德、宗教、信条、科学等等，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的？朱执信回答说：“非也！”他写道：偶像打破者不承认有什么偶像，对于一切事物“不容为永久的、绝对的评价”。他认为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昨日所是者，今日不免以为非，无所谓永远。于彼是者，于此为非，无所谓绝对。其有非之时，有非之处，即可侵。”例如道德，“皆随时代地方而逐渐变更”，“故有不适合之道德，即要求其革新，为当然之事”。又如经济、政治、法律的规定，“亦随社会以改变”。科学，也是“随时容人讨议”的。结论是：“社会上事神圣不可侵之性质愈重者，其可信性愈薄，而吾人对之反抗当尤烈”。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上存在的偶像崇拜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所以不冲决思想网罗、不破除偶像崇拜，中国革命就无法发展。朱执信正是一位向旧传统宣布作战的战士。
朱执信作为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很早就注意介绍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这是他的理论宣传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收入朱集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列传》一文，发表于一九○六年二、三月号《民报》上，就简略介绍了马克思的经历，并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朱译《共产主义宣言》）中“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著名论断：“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这篇文章介绍了《宣言》第一章末关于无产阶级改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十项措施，以及《宣言》结尾“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朱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朱执信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这些就是“《共产主义宣言》之大要”。《列传》同时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家者，掠夺者也”的分析，高度评价《资本论》说：“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
朱执信可以接受《宣言》和《资本论》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但在当时，他还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朱执信之意在于说明，如果说马克思以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而吾辈所主张为国家社会主义，尤无难行之理”。（第55页）
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时期朱执信在自己的论著中，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地、附属国深恶痛绝；一方面对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分向往。他颂扬列宁是“吃苦辞甘的好人”（第782页），赞誉“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第718页）。
“五四”时期，朱执信在同当时种种反动思潮的论战中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对于三民主义有新的阐明，并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性。《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一文说：阶级斗争的存在取决于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生活工作条件如何”。中国的“小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更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中国劳动者“所受的苦压迫，比别国的国民也要多几倍”。从这个理论分析中，他断定：“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
综观朱执信的全部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断言，如果他不是在一九二○年九月牺牲了，必将在革命转变之际，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协助孙中山先生，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条件限制，现在还有若干刊有朱执信论著的国内外报刊尚未获得。甚望国内外人士热情协助，提供线索，补充材料，俾这部集子更臻完善。
陈铮
《伟大的道路》的史实订正
《伟大的道路》一书所载史实，有一些需要订正。除一部分已由译本校订者注明外，据调查，尚有如下各点：
1。朱德同志考过科举，但未中过秀才（1919年石印本《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中也无此记载）。
2。刘寿川是朱德同志在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不是成都高师的同学。
3。朱德同志曾应聘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员，这个学校是官办的。
4。朱德同志与孙炳文同志相识是在1917年春，时蔡锷早已逝世；介绍人是李贞白和孙炳章（炳文同志八兄）。
又，广西平果县读者阳诚邦同志来信指出，书中失注之处尚有不少，如：所载洪秀全自杀（第38页），应是1864年六月病逝之误；彭湃同志遇害（第216页）是在1929年八月三十日，而非三十年代初；罗炳辉同志率部起义（第310页）是在1929年十一月，而非1930年，他于1946年六月二十一日病逝于山东峄县，也不是起义后十三年逝世；何叔衡同志遇害（第352页）是在1935年二月，他是在福建长汀突围时牺牲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409页），是在1937年八月二十二日；闻一多同志被杀害（第504－505页）是在1946年七月十五日，至于他的儿子闻立鹤，当时虽身中五弹，但并未牺牲。
希望读者们看到本书史实需要订正之处，继续来信指出。
起
读《美国文学简史》
董衡巽、朱虹、施咸荣、郑土生等四同志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内容包括殖民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以后由我国的研究工作者自己写出的第一本美国文学史，是一件可喜的事。
在本书“后记”里说明本书的目的是“简略地介绍一下美国文学的发展情况、重要的流派、作家和作品，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对他们作出初步的评价。”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评价美国文学就是本书区别于其他美国文学史的最主要之处。本书在结合时代背景用阶级分析来研究流派和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内容方面，常常有很好的见解。如在对惠特曼的分析和评价中作者们正确地把他作为美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位歌手，指出《草叶集》中讴歌的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就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指出他把“自我”和“个人”理想化了的形象，和对祖国的山河的热情洋溢的歌颂，都是当时在发展时期的美国资产阶级对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充满信心的艺术表现。《草叶集》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的歌颂和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歌颂，作者们指出，这是惠特曼高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地方，联系到他的诗歌形式，即不受诗步和韵脚限制的所谓“自由诗”，也是一次重要革新，是同他在内容上的进步性一致的。而在南北战争之后，南部的蓄奴制被摧毁，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惠特曼感到幻灭与失望，因之他的作品也从热情歌颂的诗歌转为社会批判性质的《民主展望》这类散文。这些介绍和评价对理解欣赏惠特曼都是很有帮助的。
本书对马克·吐温的分析介绍也较详尽。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其社会讽刺的一面。在所有作品中推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