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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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由于保密的原故，朱德同志在回忆长征时，完全没有提到长征途中一九三四年底的黎平会议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这两次会议，而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坚决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以后，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等在一起，又同张国焘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朱德同志在此又立了一功。毛泽东同志在评价朱德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的斗争时，也热情地赞扬他“意志坚如铁，度量大如海”。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这年九月，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朱德同志虽然五十多岁了，仍然亲自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指挥作战。朱总司令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途，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方针，是胸有成竹的。他早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延安一次欢迎国民党军事代表团的会上就指出：“有些人到现在还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作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能够在战争进行之中动员、训练和武装自己的人民。红军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年十月底，朱德同志在五台山八路军总司令部，就对史沫特莱清楚地说明了八路军用以制胜日寇的战略战术。
朱德同志说：“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我们的游击战给敌人增添许多困难，这就便于我们的正规部队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我们的计划是要在全华北和西北山区建立许多敌后根据地——就象五台山这个根据地一样……我们要巩固和利用这些根据地，从而扩大我们的作战范围，好把我们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变为战略进攻。蒋介石同意了这项计划，五台山根据地的建立也是他同意的。”
关于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英明的战略方针，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的《论持久战》一书中，作了系统的详尽的论述。事实证明，我们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执行这个战略方针的结果，我们很快就在华北、华中建立和发展了大块大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很快就从四、五万人发展为好几十万人。
“我们的秘密武器”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史沫特莱转到华中新四军活动的地区采访，一九四○年因病去香港，次年就回美国休养。所以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朱德同志的经历，她只能是根据报上或其他间接的材料来撰述，在细腻、真切的程度上就不如在这以前的那些部分。但虽然如此，由于作者能选择最有助于说明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思想的本质的那些材料，因此有许多部分仍然是很精彩的。例如，说明中国革命的力量和胜利源泉的《“我们的秘密武器”》一篇就是如此。书中引用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朱德同志总结抗战六年来的经验的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和权力都来自人民。我们的一切办法也都是人民创造的。由于依靠人民，我们就击败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我们早就失败了。”这就是朱德同志对于我们革命的胜利经验所作出的最精辟的总结。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教诲就是这么一句话：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
《伟大的道路》这本书，是写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即朱德同志六十岁的时候为止。这时，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开始。按照史沫特莱的计划，《伟大的道路》只是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书的第一卷，她是决定了要继续写第二卷的。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时，史沫特莱正在对《伟大的道路》一书进行加工修改，但这时她已经由于横遭美国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身患重病。
没有写完的《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史沫特莱在那时写给朱德同志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说：“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按指美国）。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您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的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在第二卷里，我想从这一年开始往下写，并且希望到中国去写。我的出版商渴望着这一本书。”史沫特莱当时曾经设想，美国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反动恐怖时期，她自己也可能被逮捕入狱。“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到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假如那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史沫特莱没有遭到逮捕。但是一九五○年五月六日，她却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逝世了。她死时才六十岁。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德同志处理。遵照她的遗嘱，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已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侧。墓前立有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
史沫特莱出身于一个美国贫苦农民家庭，是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朋友之一。她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到过许多国家，当她一来到我国时，她就爱上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苦难的人民。她在她的名著《中国的战歌》里写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伟大的道路》一书倾注了史沫特莱十多年的心血。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是通过形象手段来刻画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典型性格的。这本书不仅刻画出了朱德同志这样一个出身贫苦农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的形象，而且刻画出了许多其他老一辈的中国革命家和革命老战士的生动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朱德同志经历的那些革命年代。虽然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的准确性上也存在某些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伟大的道路》一书，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样，不愧为世界上形象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史沫特莱——这位我们亲爱的美国朋友与世长辞已经二十九年了，她用心血写成的《伟大的道路》这本书的主人公，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而逝去，也即将届满三年。现在我们多灾多难、千锤百炼的国家和人民，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开始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朱德同志所走的伟大的道路的未走完的部分，这条路仍然是很漫长的。我们将继续完成史沫特莱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我们将用我们自己在新长征中作出的贡献来纪念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同时纪念我们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
廖盖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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