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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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书评刊物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附刊》，这时遂乘纽约各报大罢工之机，创刊了《纽约书评》，初意是填补报纸罢工所引起的空白，但十七年来，不仅已站稳了脚跟，而且有领袖群伦之势。它的创刊主要人物是已故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前妻、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这刊物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有相当的不同。后者有商业性，因要拉出版商的广告这个生意经关系，登载的书评无所不包，甚至有流行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之类的评介；每篇文章不长，每期可多载几篇；写书评的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一定是头流人物。而《纽约书评》则全部由美国东部文学圈人士包办，有些瞧不起别人的高傲姿态（这使我回忆起，在抗战以前中国文坛有京派、海派之分，而京派瞧不起海派一样）。它所刊文章着重分析，不作一般简介，有时文章长得要命，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强调时代趋向，因此书评也偏重与当前时局有关的主题。例如在黑人人权运动蓬勃开展之时，该刊发表了不少对黑人激进派如黑豹党表同情的书评。越战激烈时，著名女小说家玛丽·麦卡锡等就借书评（当时有不少有关越战的书籍出版）为名，写了长篇大论的批评美国政策的文章。这是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当时激进派流行一时，英语中甚至有了专门的辞汇，叫做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有的百万富翁不甘“落后”，与文艺界巨子联合开派对，请黑豹党人等激进派参加。凡此种种，《纽约书评》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中国，该刊也相当关心。例如，在邓副总理访美之后，该刊三月八日的一期首篇长文就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写，一口气评了九本有关中国的新书。
但是话得说回来，就出版界生意和读书界影响来说，《纽约书评》究竟曲高和寡，稍逊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七九年三月九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社会名流和他们的作品
美国出版情况的一个侧面
1978年8月6日英文版《伊朗世界报》文学专栏“笔与墨水”，转载了美国托马斯·柯林斯发表在纽约《新闻日》上的一篇关于美国畅销书及其作者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新小说家：作品借重于名望》。这篇文章对我们了解以某些政治事件或社会问题为背景的美国畅销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近年来，有不少畅销书是由一些非职业性作家所写。这些人在通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写小说的。为什么出版界会出现这一新的现象？这类畅销书的作者都是掌握内情的人，即对某些问题有颇深的感受或了解，甚至本人就曾经是参与者。他们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以小说的体裁公布于众。这样做当然要比直接披露实情保险得多，同时还可以拿到优厚的稿酬。例如巴纳德是一名精于医术的医生，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曾成功地完成了心脏移植手术。他熟知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们的心理状态。他所写的《黑暗时期》之所以成为畅销书，是与他熟悉他的本行——医学，和书中感人的情节分不开的。
在一些新发迹的作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我是知名人士，我写的书就会有人看。威廉·F·巴克莱就是这样的。他用自己的名字来为自己作广告。他所写的《上帝保佑女王》是一部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他一些人如：美国前副总统斯皮鲁·阿格纽所写的小说曾被列入畅销书名单中；水门事件人物之一，约翰·埃利希曼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福特总统的新闻秘书朗·内森正在把他的华盛顿经历写成小说。他书中的人物是华盛顿官员们的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忙于政务时，她们是怎样消磨白天和夜晚的。读者准会对他书中的人物进行各种猜测，如书中的某某人到底是真实生活中的谁？内森说他早就想写小说了，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很难挤出时间来写小说的。据他的代理人威廉·埃德勒估计，内森的这本书可以拿到一百万美元的稿酬。
前不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伯和他的兄弟伯纳德·卡尔伯共同完成了一部很难撰写的基辛格传记。此后，马文·卡尔伯又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台德·托泼尔合写了《为了国家的利益》。书中写的是一名基辛格式的人物以及他在外交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功。据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统计，这本书仅精装本就卖了四万册，简装本又可以使作者增加几十万美元的收入。
上述所提到的畅销书，在不久前还都是以非小说体裁出版的。出版家认为，从市场的情况来看，以小说体裁出版会更畅销些。一部作品成了畅销书后，往往会出简装本，还可以拍成电影或电视片，这样就会给作者带来更大的收入。对一般作家来说，要想很快就得到报刊、电影、电视的承认也是极不容易的，所以有不少人赶这种时髦。
这些新作家的书里，都免不了要写这样的一些情节：身居要职的人物如何争权夺势和黄色情节的描述。尽管有这样的内容，却不影响他们把要说的实情摆出来。对作家本身来说，写这类小说要比写那些枯燥的、非小说体裁的作品容易和更有趣味。小说中的基辛格就比传记中的基辛格容易写，话可以说得随便些。巴纳德医生就是通过他的小说《黑暗时期》，把他对“消极无痛苦致死术”的信念表达了出来。
另一个情况是写作上的交易。名流们的作品往往是与别人合作的结果。一个用脑（提供情节），一个用手（写作技巧），书成后共享稿酬。作家代理人斯考特·梅里迪斯在编辑阿格纽的小说时就出了不少力。甚至连普烈兹奖金获得者沙费尔也不例外地进行这种交易。埃德勒就曾向他提供过一个即将失明的总统的故事情节。由沙费尔执笔所写的这部小说很快就成了畅销书，他们分享了一百三十万美元的稿酬。
也有不少人对美国出版界出现的上述情况感到忧虑，特别是那些一向在文字、语言用法上，力求达到纯正的作者们，他们担心由英国作家菲尔丁所开创的，后来由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美国作家詹姆斯、海明威等人继承下来的艺术形式会被这些新作家所败坏。如果一个名流或一个电视红人的作品成了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些始终不渝地为真正艺术作出贡献的作家真是没有出路了。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评论员彼得·泼利斯克特指出：那些伟大的作家一直是冰山的顶峰，报刊对他们的作品总是给予极大的重视。文学界一直存在着象埃利希曼这样的作家。出版家们的看法虽然是良莠不齐，但并不会迷人眼目。这些人的作品不是艺术品。在小说这顶大伞下，各类作家都有他们站立的地方。由于读者的趣味不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作家。出版家们还认为，如果确实是一本好的、严肃的小说，是不会被埋没的。
埃德勒的看法是：这类新作家的前途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如果写这类作品的人太多了，就象商品生产过剩一样，市场上的繁荣景象就会结束，接踵而来的是市场危机。
彭灏
日本的推理小说及其代表作家
在日本，推理小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个名称的正式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一部分作家认为向来的侦探小说只追求惊险、猎奇，会使人贬低它的文学的价值，所以提出了应重视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为有别于侦探小说，作家木木高太郎建议改称推理小说，多数人却认为这个主张有轻视侦探小说之嫌而未被采纳，但文坛开始把它称作文学派侦探小说。不久，日本实行文字改革，减少常用汉字，取消了汉字的“侦”字，报刊遂用“推理小说”作为“侦探小说”的同义语使用。也就这样，这个词便沿用至今了。
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编译介绍外国侦探小说。早在一六八九年，日本作家井原西鹤就开始模仿中国的公案小说，写了一部《本朝樱阴比事》。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掀起学习西方运动，也接受了欧美侦探小说的影响。黑岩泪香率先编译了《法庭的美人》等三十多部外国古典侦探小说，引起了文坛的重视。这时正在衰退的砚友社派深感恐慌，竞相模仿侦探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以争取读者，增强本流派的实力。明治末期大正初期，自然主义派衰落，唯美主义、新现实派成为主流，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也发表了具有神奇的侦探故事性质的作品，这给日本侦探小说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一九二三年江户川乱步发表了《两分钱铜币》以及森下雨村、横沟正史等创刊了第一份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以后，开辟了侦探小说的道路，奠定了日本独自创作侦探小说的基础。它派生出两个流派：一是以江户川乱步、角田喜久雄为代表的本格派，主张着重写破案的逻辑推理；一是以横沟正史、木木高太郎为代表的变格派，强调写神奇、冒险、幻想、变态心理等，后者占有主导地位。这时，各流派对侦探小说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大多接受江户川乱步这样的解释：侦探小说是“主要着眼于运用论理逐步解开有关犯罪的秘密，描写破案过程的有趣的文学。”从一九二三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阶段，一般称为“侦探时代”。
第三阶段，日本进行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当局以侦探小说会扰乱国内治安而遭到限制和禁止，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侦探小说才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