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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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图书馆由于陈方恪先生的关系，都得到通信借书的方便。老师周予同先生、姜亮夫先生、闻在宥先生、王庸先生，前辈吴兴徐森玉先生，友人顾廷龙、刘哲民、范行准，两位著名藏书家的后人瞿凤起（常熟铁琴铜剑楼）和潘景郑（苏州滂喜斋）都从各个方面给我以支持和鼓励。《校证》就是在这多的助力之下完成的。所以还是搞得很不到家，只是由于我自己的根柢实在太差，并且气浮心粗的缘故。
为了弥补缺失，后来就搞《补证》。补了十年以后，却经历了十年的灾难。由于我的大孩子“炮打”张春桥的缘故，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家人惨遭毒手。我被锁进班房一年另两天以后，逮捕状才送到我老伴手里。那时家庭破碎：两个人坐了牢；一个人被投入监督劳动而又遭到凶猛的毒打，内脏受伤，还被恫吓说要给以活埋；一个在读小学的幼子也成了“专政”的对象，害得他在恐惧、疲劳、饥饿之中得了黄疸肝炎病。我老伴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在形影相的绝望的日子里还天天挨批斗，逼写交代，她受不了，差点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则在八年的铁窗忧患生涯中一直受着疾病的折磨，还摔了一大交，所以变成一个瘸子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凶”，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国家。我的全家也得到了拯救。李淑一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用了“第二次解放”的提法来称述这一伟大的胜利，可以说，地地道道的、确确切切的表达了人们的感受。
今天这个大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非易，应当珍惜。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走新长征的路，这股强烈的洪流也燃起了我重再写出《补证》的热情。我顿然觉得自己再一次置身在第一次解放的年岁里，又得到了不可战胜的动力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再则是，李约瑟老博士去年（一九七八）又一次访问我国抵沪时，劫后重逢。他理解我的心情，用中国字给我题写了《梦溪笔谈补证》的封面字，以代替失去了而不可能再得到的竺藕老的题签。当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些日子里我瞻前顾后，也有想法。
我出世才六个月，抱在妈妈手里，就逃过难，就失了家。⑦贯串以后的多次苦难遭遇，所以妈妈在世的日子，总是爱抚而又难过地说我生来是块“逃难命”。（难道这是我个人的命运吗？）对抗地，我也总是怀抱一个最大的梦想，向往于安定的局面，安定的生活，渴望求到这么一个环境，好安心地做点学问，尽管我的水平是怎么低，能力是怎么微吧。
所难以设想的，是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的美好年代里，又会经历一场大灾难。所以，回顾我学习和研究《梦溪笔谈》的半个世纪的时间，简直是个穿九曲珠的历程。于今我的强烈的想望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程，但愿是周道如砥，可别再被强迫去钻第十道弯程了。
当人们普遍地存在着安定团结的共同愿望时，也还总是有那么几只苍蝇热衷于搞乱天下，那些野心更大的，就搞霸权。不许大多数的人过好日子，只要他们少数几个称王称霸。人们怎样来看待这些大小苍蝇好呢？曰：民心厌之，民情恶之！
① 因为沈括这部原著，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广，必须群策群力，才能注、校好它。一九七八年日本出版的日文全译本《梦溪笔谈》，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十九位各个学科的专家（以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费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项科研工作的。
② 我在这场灾难中丧失的文稿，还有约一百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和约十五万字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后者是《知识丛书》的一个约稿）。
③《四部丛刊·续编》中的《梦溪笔谈》出版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其时我与《笔谈》已交友六年了。
④ 初稿发表于《学术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⑤ 由于当时的桂林报纸误报了我遇难的消息，柳亚老（亚子）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刊在一九四二年冬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来又收进柳老的文集《怀旧集》（一九四六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中。
⑥ 其他有日本的薮内清博士（京都）、梅原郁教授（京都）、坂出样伸助教授（宇治），法国的侯思孟教授（Prof。DonaldHolzmann，巴黎）。近年又添上美国的席文教授（Prof。Natham Sivin，费城）。
⑦ 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派来坐镇在上海的爪牙郑汝成凶恶地镇压二次革命起义军，恰巧我家住在高昌庙战区中，在战争突然爆发时爸妈抱了我空身逃出，回去时整个的家已遭郑军洗劫一空了。
胡道静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象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象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它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象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象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