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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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谈不到正确的反映，更谈不到如何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因为任何肤浅的、表面的、或虚假的作品，决不可能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并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已为创作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更何况荃麟同志还曾十分明确地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写资产阶级浪子，写他本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那时写内部矛盾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我们写人民内部矛盾恰恰相反，是为了巩固和保卫我们的社会基础。”试问，从这样的观点中，有哪一丝一毫是提倡“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呢？俗谚说：朝空中吐唾沫的，只能落在自己的脸上。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诉我们力图拉历史、拉人民倒退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象荃麟同志这样毕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干部，而正是不择手段以打击诬陷为业的林彪、“四人帮”这一伙不齿于人类的阴谋家、野心家。
　　　　其三曰：荃麟主张“以小见大”，“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一粒米看大千世界”，就是提倡写“平平凡凡”，就是“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这又是一个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荃麟同志在这里所想探讨和说明的，本来不过是短篇小说应该如何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何按照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去概括现实生活，如何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绘，达到更高的、更深刻的概括。这和“堵塞”“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事实恰恰相反，荃麟同志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生活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他不仅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而且还要求作家应该有观察力、感受力、理解力和概括力。这些十分中肯、十分精辟、十分值得作家们思考的见解，怎么会有“堵塞”“同群众结合的道路”的可怕罪过呢？其实“堵塞”的理论是有的，那并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所推行和鼓吹的什么“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高大全”、“三突出”之类。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只要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套“模式”去写就行了，就能完成他们的“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任务”了，还需要什么“投身于火热的斗争”，走什么“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呢？
　　　　林彪、“四人帮”一伙，用这种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卑劣、恶毒的手法，迫害荃麟同志，反对文学创作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对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作家深刻地研究现实中尖锐复杂的矛盾，说穿了，无非是要把文学变成他们一整套反动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妄图磨灭革命文学的战斗锋芒，剥夺革命文学和一切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威力，取消文学通过深刻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来教育人民的权利，以利于他们搞乱人民的思想，愚弄欺骗人民，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并为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做思想上的准备。对荃麟同志的残酷迫害和对包括“现实主义深化”论在内的所谓“黑八论”的歪曲、诬蔑与“批判”，不过是他们整个血腥阴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罢了。
　　　　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诬陷绝对变不成真理。如今，荃麟同志的沉冤终于昭雪了，强加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诬陷之词，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澄清。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逃不脱为“天下戮”的下场，荃麟同志为社会主义文学所作出的巨大劳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七九年五月二日

丁诺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书讯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撰，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以编年体记载了北宋的历史，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编。撰写人根据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及各家野史、家乘、行状、志铭等材料编撰成书。全书今存五百二十卷，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止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一○九八）。字数多达七八百万，为研究北宋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由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教研室整理，进行了标点、校勘。已出第一至第三册，第四册以后各册将陆续出版。　　（华）
　　　　　
　　　　新校本《陶渊明集》，逯钦立校，中华书局将出。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文风格冲淡，在崇尚辞藻对偶声律的六朝文坛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昭明太子肖统特别推崇他，称其“辞采精拔，独超众类”。他的作品，深深影响到后世许多的作家。在东晋政治动乱的年代里，他又曾写出了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诗文，在其生前已有人抄传。自齐、梁迄于宋、元，屡经补辑、校订以至注释，刊刻十分丰富。《陶集》传世既久，文字上的舛误也就相当严重。这给过去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少麻烦，使得一些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今天要对陶渊明做进一步的研究，自然应该先把以往驳杂纷歧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和分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本《陶渊明集》，是吉林师大逯钦立教授的遗作，它以元刊李公焕笔注本为底本，与宋、明各本及诸类书精心比勘，正文择善而从，异文巨细并录。校者对于字句的取舍虽未必处处允当，然其一得之见，往往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至于广搜博采的异文，则又可以使研究者省去许多翻检群书的功夫。
　　　　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者参考，新版《陶集》还有简明的注释，并附载逯先生研究陶渊明的两篇专著：《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
　　　　　
　　　　《初唐诗》（英译本），斯蒂芬·奥文译，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售价美金20元。
　　　　中国的唐诗，在一般汉学家中一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618—713）；盛唐（713—760），以王维、李白及杜甫为主；中唐（760—840）；晚唐（840—906）。本书作者专门论述初唐诗，认为这一阶段在唐诗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从六朝诗的衰落，逐步过渡到盛唐期新诗体的初兴时期。
　　　　斯蒂芬·奥文对初唐时期的诗歌，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宫廷诗及其反对派”，叙述宫廷诗的特点，即禁止表达个人的强烈情感，华丽的词藻胜于直接叙述，就　　　　　　　　　　　　　　　　　　　　题赋诗，与对仗工整等等。这种诗体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严重影响了中国诗的发展，到七世纪初才有反对派出现。第二部分为“叛离宫廷诗”（660—670），主要叙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认为他们创立了自我表达的新诗风。第三部分叙述陈子昂全部摈弃六朝的影响，主张更为健康与表达个人情感的诗风，并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第四部分叙述武则天与中宗朝的御用诗人（680—710），作者对这一时期比较重视，认为即使是宫廷诗，也开始转变为表达个人情感，并以沈期与宋之问的作品为例，说这二人使律诗的发展与完整，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五部分“向盛唐的过渡”，认为此时期的诗风，更为平易，而且以描写个人的感受为主。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詹姆斯·哈吉特教授评介本书用中英文对照印刷，是其优点，使读者可以兼读原诗，并认为奥文此一译作是研究中国初唐诗的一本标准著作。　　（安）
　　　　　
　　　　《李清照诗集》（法译本），梁佩贞（音译），法国加里玛出版社，1977年，179页。
　　　　　
　　　　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伟大的女诗人，她的诗词清隽而又具豪情逸思，可惜的是她的大部份诗词均已散佚，今所传的不过寥寥数十首而已。郑振铎先生曾说，“这个损失，大有类于希腊之损失了她的最伟大的女诗人莎孚（Sapho）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然即在那些残余的‘劫灰’里，仍可充分地见出她的晶光照人的诗才来”。
　　　　法国1978年11月的《书籍月报》介绍这部法译本时说，“这些诗词出自一个妇女的手笔，结构变化多端。译文质量也很高。李清照（1084－1141年）的一生坎坷多难，很少幸福。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她常常跟她那位也是诗人、热爱她的丈夫分居两地，寡居了四十二年。她内心忧愁，生活上也艰辛困苦；在异族入侵时，她不得不象她的许多同胞那样流徙四方以避之。就是这些情感，这些从生活变幻之中产生出来的感情，织成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使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中国优秀的诗篇往往翻译过来仅是原作苍白无力的反映，而这本译作却十分谨严，使我们对梁白清女士的成功颇为折服。书前冠有前言，并附丰富的注释，这对西方门外汉了解原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梅）
　　　　　
　　　　《北方领土资料总览》，日本行政资料调查会北方领土返还促进部，1977年，579页。
　　　　　
　　　　北方四岛是当前日本人民最关心的大事。由于苏修长期霸占日本的北方四岛，建立军事基地，谋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且掠夺日本领海的渔业资源，引起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愤。苏修头目无视日本人民的迫切愿望，避开北方领土问题，提出缔结苏日和平友好条约和长期经济合作协定问题。在《前言》中对苏修的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给予当头一棒，并断言：日本人民不听信花言巧语。要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首先要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日本众、参两院冲绳及北方问题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稻富棱人、冈田广，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等人均为此书写发刊词或推荐的话。
　　　　此书收编介绍北方四岛的文章、历史资料以及各政党的态度等，是为了在日本国内掀起更广泛的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运动而出版的。　　（宋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