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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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林彪、“四人帮”只知道沉醉在腐烂的生活里去追求享乐，是不需要修养，不需要学习的。他们怎能知道，献身给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党人，多么需要从书里吸收精神营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呢？
李洪林
谈党史编写工作
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党史工作者的意愿，这里着重谈下面三个问题和建议：
第一，迅速建立党史编写机构，开展党史研究工作问题。
建党五十八年，尚无一部党史。老一辈革命家已寥若晨星，活着的也大都年过古稀，记忆力日渐衰退，连说话能力也日渐困难。为此，着手编写党史，请老一辈革命家做指导，并抢救他（她）们记忆中的活资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如再推迟，数年之后，许多史事，将成千古疑案，使后世之人永抱遗憾；我们这一代也未尽到职责，愧对后人。
为此，建议迅速设立一个编写中共党史的机构。如现在就着手，五年左右能成书就很好。
编写机构应聘请一部分斗争经历丰富的老一代负责同志做顾问。由编写的同志们帮助他们写回忆录，组织他们开回忆座谈会。同时，发动各地党史工作者和有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散居各地的革命老人写回忆录。效法当年周总理发动民主人士写回忆，编出《文史资料选辑》的办法，出版《党史资料选辑》。
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所、纪念馆、博物馆的党史教研人员，要开展党史专题、人物的调查研究，编出资料、专著、年谱、传记、回忆录等。
第二，关于开放档案和编出档案、资料、译丛，鼓励写回忆录、传记问题。
现在，欧美各国都定期公布档案。我党有些档案、文件，在国外和港、台均大量影印出版。例如，台湾当局现在已经把从前在国内和革命根据地劫走的我党文件、档案，编成《陈诚石叟资料集》出版，其中绝大部分是档案、文件的原件复印。又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曾编印出版《中央政治通讯》，刊登当时中央与各省委的通讯和各省委、各根据地向中央的报告。这些文件，已由美国编成《中国共产党文件》（英文）广泛发行。日本满铁等特务机关搜集去的我党各种文件、资料、决议、传单，已在日本印成《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日文）十四大卷。内容包括从党成立起的文告文件、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日本还出有逐年的党史，如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史，一九三二年史，凡我党召开的重要会议，军事上的重大活动等情况都有。这些资料在海外很流行，海外史学工作者经常援引上列资料；而在国内，这些资料的大部分都还是由档案部门封存。我党出版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等，国内已很难找到。可是这些报刊在美国、日本都有全套复印，并出版了全部目录，查阅极为方便。又如，关于南昌起义，当年有十个参加起义的负责人向中央写了报告，国外有英译本，我们则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来研究。全国约四、五千名党史教研工作者，平时靠“一刊（《红旗》）、二报、三口袋（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三口袋党史文献材料）”，加上一些手抄本、讲话稿、小册子，来进行讲课和研究，实在困难。缺了党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社会上责难党史教员讲课干瘪，缺少研究成果。党史教员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建议开放国家档案馆和省、地、县档案馆的部分档案，供党史教研工作者查阅资料。周总理多次讲过：档案馆要为史学工作者服务。仅我确切听到就讲过三次。现在应是执行总理指示的时候了。同时要组织一部分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选编各种档案文选，陆续出版。
更离奇的是有些图书馆，对解放前旧书报也要经过繁复批准的手续，才能查阅。他们收藏着一部分没有编入目录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遭禁的禁书，其中很多是有关党史的图书，也难利用。
关于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本来就出得很少。自从那个“理论权威”制造小说《刘志丹》的大冤案、陶承同志《我的一家》的大冤案后，1964年起谁也不敢再写了。至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刘白羽同志写的未曾出版的《朱德将军传》草稿，抄家时抄出，被诬为写“黑书”。这类例子很多，造成百花凋萎、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而海外呢，如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共产党人传记，包括四百多个人物，每篇传记均有一万字左右；一本中共军人传，包括七百多个将领，九百多页，还有我军发展的详细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姓名都有。应当指出，这些书所用材料，不尽准确，应加选择。由于一些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歪曲之处也不少。斯诺的《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女士的《续西行漫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史沫特莱女士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全世界是有一、二十种文字译本的畅销书，唯独在我国却长期未出版。（编者按：《伟大的道路》最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也将出版中译本）
李德的《中国札记》，讲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外国史学家非常重视，被译成英、俄、日等数国文字。在伦敦的英文《中国季刊》上对此书引起热烈的讨论。国内党史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至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当然，此书由于作者的反动立场，对我党这一段历史是进行了若干歪曲的。
我们国内这样多老革命，没有组织他们写回忆录。而一些逃亡国外的叛徒，却写了不少回忆录，往往歪曲我党历史，居然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引以为据，影响极坏。
还有，台湾伪政治大学有一个反共分子王健民，写了三大卷《中国共产党史稿》，约二百三十多万字，为此，据说得了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令人喷饭。但在海外，此书也起了惑乱视听的作用。
又如，关于周总理传，就我知道的，海外已有十多种，如日本冈本隆三、梨木佑平写的。但材料错讹极多。而国内，党史工作者写领导人传记，少得真如凤毛麟角。
无论如何，国内的同志写回忆录，写传记，多方征求意见后出版，总比海外乱说的书要好得多。例如，成仿吾同志的《长征回忆录》，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写的一些回忆录，就是珍贵的党史材料，影响很好。建议中央领导方面，象当年周总理亲自抓政协文史资料那样，多多鼓励和组织我党的老同志、党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写回忆录、写传记、编年谱。
“四人帮”被粉碎以前，“海禁”未开，国人对海外研究情况，很少了解。现在，必须改变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状态，要组织翻译力量，有选择地出版海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影响的专著。
第三，关于贯彻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反对随风改史的问题。
党史研究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史，是学风不正的问题。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研究者得不到大量的资料，既缺乏“实事”，也就“求”不出“是”来。象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那样的档案资料条件，在中国现在还是没有的。第二，是有的人出于好心，为了讴歌领导人而篡改了历史。如安源罢工中有首民歌，原件是“……有个能人李隆郅（即李立三），年纪只有二十四，……”1953年就被一位同志改为“……有个能人毛润芝，……”这首民歌中间部分他自己又编造了几段话进去，作为当年的民歌。第三，是人云亦云。如彭德怀同志被批斗，党史上被除名，祸延“平江起义”也不能讲，教员连讲一句“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也挨批判。又如，对陈独秀，六十年代后，只能说一切都坏，有些党史教师因为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而被批判。
有的老同志写回忆录，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够。例如有些回 忆录写第五次反“围剿”，错误都是三军团干的，这就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有些回忆录也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写历史，就使党史的科学性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因人改史，与原来事实出入很大。至于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和陈伯达之流为了篡党夺权而篡改党史事实，党史工作者或慑于他们的淫威，或不明真相，照搬照讲，这是造成不良影响的极重要原因。在拨乱反正中，才真相大白。现在党史教员受到社会责难，有些青年不愿学党史，认为党史不真实，不可靠，因而不科学，没有什么可学的。出现这种情况，始作俑者，难道是教员吗？实事求是之风不张，党史不能直书独论，处处用曲笔，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态度，那么党史研究还是不能成为科学。
人民是热爱党，热爱党史的。在我们光荣伟大的党史上，我们应该树起许多面革命领袖、革命先烈的鲜红的旗帜。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彭湃、刘志丹、陈毅、贺龙……都是党史上光彩夺目的旗帜，毛主席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事业，光照日月，永垂史册；他们的旗帜指引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这样的党史，丰富真实，大得人心，必将鼓舞我们胜利前进。
总之，广大的党史工作者希望：1。开放部分档案，编印党史档案资料；2。解除图书馆对旧书报杂志的封锁，继续影印珍贵的书报杂志，如长沙《大公报》，广州、汉口《民国日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红旗周报》等；3。出版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