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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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
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
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
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
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
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
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
《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
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
们还没有明了。
……”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
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
甲
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
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
人
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
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
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
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
垒。
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

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
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
既不成“派”，
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
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
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
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
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
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
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
约成立于一
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
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
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
《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
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
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
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
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
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
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
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
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见《华盖集续编》）



　　　　　　　　　　　　　　　　　　　　　　　　　　　　答有恒先生〔1〕

　　有恒〔2〕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
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
这是我看得出来的。
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
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
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
经有些改变。
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
发表。
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
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
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
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
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
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
年的，大概是老人。
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
现在我知道不然
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
无顾惜。
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
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
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
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
我没有反对过死刑。
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
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
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
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
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
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
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
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
我曾经说
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
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
会被吃。
〔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
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
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
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
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
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
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
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
或其他无智识者。
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
的愉快。
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
然而
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
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

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
不成问题了，
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
还有一点小事情。
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
现在似乎降下来了。
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
但
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
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
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
功。
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
不说不知道，我在厦
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
楼下野兽“唔唔”地叫。
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
然而来了第二
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
这时我实
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
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
厦门的天条，
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
“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
《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
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
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
不舒服。





　　〔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
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
情有可原了罢。
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
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

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
自然，这些都不要紧。
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
〔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
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
于也没有弄成功。
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
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
天下究竟还
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
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
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
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
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
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
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
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
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
年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