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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章

鲁迅-第3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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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

  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

  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2〕《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

  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3〕《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

  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

  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

  ……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

  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4〕“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5〕佛洛伊特(SAFreud,1856—1939)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

  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6〕Censors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7〕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

  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2〕同时遇害的时候。

  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3〕。

  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4〕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5〕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

  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

  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

  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

  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

  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

  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

  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

  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

  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

  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

  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6〕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

  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7〕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

  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

  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

  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8〕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

  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

  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

  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

  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

  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

  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

  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

  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

  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9〕,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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