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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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四组版画。《牺牲》是《战争》中的第一幅，也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幅珂勒惠支的版画。
〔５〕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珂勒惠支的第二个儿子彼得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战死，文中所说“两个幼子”当系误记。〔６〕那盖勒（１８９４—１９６７）通译纳格尔，德国画家、美术批评家。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院长。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在副刊上登载了爱罗先珂〔２〕君的观剧记以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很有人疑心这一篇是我做的，至少也有我的意见夹杂在内：因为常用“观”“看”等字样，是作者所做不到的。现在我特地声明，这篇不但并非我做，而且毫无我的意见夹杂在内，作者在他的别的著作上，常用色彩明暗等等形容字，和能见的无别，则用些“观”“看”之类的动词，本也不足为奇。他虽然是外国的盲人，听不懂，看不见，但我自己也还不肯利用了他的不幸的缺点，来作嫁祸于他的得罪“大学生诸君”的文章。
魏君临末还说感谢我“介绍了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的美意”，这原是一句普通话，也不足为奇的，但从他全篇带刺的文字推想起来，或者也是为我所不能懂的俏皮话。所以我又特地声明，在作者未到中国以前，所译的作品全系我个人的选择，及至到了中国，便都是他自己的指定，这一节，我在他的童话集的序文上已经说明过的了。至于对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但因为为他而译，所以总是抹杀了我见，连语气也不肯和原文有所出入，美意恶意，更是说不到，感谢嘲骂，也不相干。但魏君文中用了引号的“哓辞”“艺术的蟊贼”这些话，却为我的译文中所无，大约是眼睛太亮，见得太多，所以一时惑乱，从别处扯来装上了。
然而那一篇记文，我也明知道在中国是非但不能容纳，还要发生反感的，尤其是在躬与其事的演者。但是我又没有去阻止的勇气，因为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这样深，所以也就不愿意发些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然而这也就是俄国人和中国以及别国人不同的地方，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其实是罗素〔３〕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的故事，我也曾经和他谈过的。
以上，是我见了魏君的文章之后，被引起来的觉得应该向别的读者声明的事实；但并非替爱罗先珂君和自己辩解，也不是想缓和魏君以及同类诸君的心气。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
魏君以为中国已经光明了些，青年的学生们对着旧日的优伶宣战了，这诚然是一个进步。但崇拜旧戏的大抵并非瞎子，他们的判断就应该合理，应该尊重的了，又何劳青年的学生们去宣战？倘说不瞎的人们也会错，则又何以如此奚落爱罗先珂君失明的不幸呢？“可怜，可羞，可惨”的中国的新光明！
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附记
爱罗先珂君的记文的第三段内“然而演奏Ｏｒｇａｎ〔４〕的人”这一句之间，脱落了几个字，原稿已经寄给别人，无从复核了，但大概是“然而演奏Ｖｉｏｌｉｎ〔５〕的，尤其是演奏Ｏｒｇａｎ的人”罢，就顺便给他在此改正。
一月十三日。
来信（张孟闻）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
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革掉了，然而却有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重行发刊《大风》。
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两个字就吓慌了。
于是再商量过，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
我们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的。
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惧，惟恐请到监狱里去。
——实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
我们不愿意冤枉尝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人的自己“戒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
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个书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
这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而《山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
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年头儿大有关系。
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明，他说：“先生，我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
这刊物，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
去年，您晓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天担心着绑去斫头。
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
乡下住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
在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
先生，我也吓得够了，我不要再惊动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排字工钱了。
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
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们就做了无声而待毙的羔羊。
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雨》的终。
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教我们省一事也好。
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
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
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
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学做校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
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
三月二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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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
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２〕《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
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
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
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３〕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奥耳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
理惠拉（ＤｉｅｇｏＲｉｖｅｒａ）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墨西哥，然而是久在西欧学画的人。他二十岁后，即往来于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受了印象派〔２〕，立体派〔３〕，以及文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４〕的影响。此后回国，感于农工的运动，遂宣言“与民众同在”，成了有名的生地壁画家。生地壁画（Ｆｒｅｓｃｏ）
者，乘灰粉未干之际，即须挥毫傅彩，是颇不容易的。
他的壁画有三处，一为教育部内的劳动院，二为祭祝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