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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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
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
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
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
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
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
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
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
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
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
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
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
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
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②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
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
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
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
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
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
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
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
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
例如法国的戈兼③，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
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
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
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
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④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
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
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
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
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
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
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
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
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
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
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
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
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
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此复，即颂近佳。
L．S．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②Y，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T，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
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③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
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④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229页注⑤。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
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好政府主义”①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②了，但他
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
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
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
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③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④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
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
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
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
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
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
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
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
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
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
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
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
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
“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
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
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
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225页注⑤。
②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
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③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
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
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
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④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
“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
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
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
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
“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
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
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
夫（Plekhanov）和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
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ProfA Irving Babbitt）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
慨，他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