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4:青春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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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司仪，所以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盟主是不动手的，在旁边看，叫“卑者执之，尊者莅之”。10然后，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盟主歃血后，才轮到其他人。

由此可见，同盟国地位的高低，不在盘中牛耳，而在敦里的血。先歃血的，才是老大。所以，公元前502年，晋国和卫国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结果便发生了肢体冲突。11执牛耳，牛吗？

看来，弭兵之会上，楚国是占尽了上风。原因也很简单，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种种外交辞令，不过是华丽的面纱。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说法，甚至歪理。

实际上，所谓“世界和平大会”（弭兵之会），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小国除了唯命是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代表，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

比如叔孙豹。





硬汉叔孙豹


叔孙豹差点被杀。

鲁国大夫叔孙豹，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跟鲁国执政季武子的分工，基本上是“叔出季处”，也就是叔孙豹管外交，季武子管内政；叔孙豹出使，季武子守国。所以，公元前546年的宋之盟，公元前541年的虢之会，叔孙豹都是鲁国的首席代表。他的差点被杀，就发生在虢之会。

所谓虢之会，是五年前宋之盟（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因此，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便先访问郑国，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这才有了那场“凶险的婚礼”。

那么，宋之盟后，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

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上的原因，是楚国要维持霸权，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所以在会前，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整个会议波澜不惊，完全变成了走过场。

大出风头的是子围。

子围当然得意。五年前弭兵之会时，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屈建。一年后，康王和屈建相继去世。康王的接班人懦弱无能，子围便大权独揽，玩弄国君于股掌之间。这次出国，更公然摆出楚王的仪仗，成为本次会议最遭热议的花絮。各国代表指指点点，楚国副代表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然而就在楚人春风得意，各国议论纷纷，会议即将结束时，战争爆发了。

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了莒国的城市郓（读如运，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并据为己有，莒人则一状告到了会上。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晋国，该如何表态？

很难很难。

诚如楚人所言，弭兵之盟还没散会，鲁国就发动战争，当然是对会议的公然挑衅，对誓言的公然背叛，对盟约的公然亵渎。但，这事是季武子干的，叔孙豹并不知情。杀叔孙豹，岂非冤枉？

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的助理，则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这位助理派使者前去暗示，只要叔孙豹肯花钱，他可以代为说情。

当然，助理的话说得很委婉，他想要一根腰带。

叔孙豹断然拒绝。

生死未卜的叔孙豹说，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贿赂而免于一死，他们无从泄愤，就只能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何况一个使节，奉君命而临大事，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

于是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

深受感动的赵武说：一个人，大祸临头却不忘国家，这是忠心；面对灾难却不离职守，这是诚信；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这是坚定。一事当前，首先想得到的是忠信坚贞，这是道义。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杀吗？

当然不可以。

事实上，不但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就连楚人最后也网开一面。因为正如赵武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豹一样，在内不怕困难，在外不避艰险，那就固若金汤，无所畏惧。这一点，倒是不论大国小国的。12

所以，必须保住叔孙豹。

是的。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有这种气节和精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汉子是会受到敬重的，哪怕他不是使者，甚至还是对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

比如叔詹。





两手都要


叔詹是晋文公重耳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第二年，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郑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晋文公放出话来：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

叔詹，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叔詹的主意？

不。恰恰相反，叔詹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只不过，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叔詹提出：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他。因为叔詹早已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叔詹是对的。

不过，当年的郑文公虽然铸下大错，这时的表现却像条汉子。他拒不交出叔詹，甚至不把这事告诉叔詹。

叔詹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叔詹，只身一人奔赴晋营。他说：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叔詹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你讲！

叔詹说，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下臣当年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现在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立即站了起来。他下令释放叔詹，并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叔詹受人敬重自不待言，可惜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签则辱国，不签则亡国。进退维谷，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郑国派出的外交官，叫烛之武。

烛之武是郑文公亲自请出山的，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所以，郑文公去请他时，他的回答是：臣年轻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老都老了，又能怎么样？郑文公则放下身段诚恳相邀：过去没能重用先生，是寡人的过错。但如果郑国灭亡，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烛之武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

烛之武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做晋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只能釜底抽薪，策反秦穆公。但，动之以情，没用；晓之以理，也没用。能够说服秦穆公的，只有利害。

潜入秦营的烛之武，给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有没有好处。烛之武的结论是没有。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飞地。飞地是很难真正占有的。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有没有好处。结论是有。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东道主，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行李又叫行理或行人，即职业外交官。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靠得住。结论是靠不住。前车之鉴，便是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何况晋国的野心，哪里会有满足？他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烛之武对穆公说：请君上三思！

秦穆公当然一听就懂。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这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这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这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晋文公也撤兵。13

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叔詹和烛之武，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





如果战败


郑文公应该庆幸，因为战败国的日子不好过。

事实上，三十三年后，郑国就真正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只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楚人。公元前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