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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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倾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③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①《客观》周刊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
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②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③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他说过：“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①
第五节 在重庆（2）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9月1日出版”。②
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
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前12期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6期为吴世昌撰稿）。
第六节 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充分表明了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
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①
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②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
在《客观》时期，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它的长处，但也有的它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于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
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它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它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①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也很引人注意。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
